我的媽媽咪呀～婚姻與親子急救站

前言

母親,這個名稱一下喚起我們腦海中諸多意義生發的串鏈(signifying chain)。除了個人經驗中的母親形象被喚起,社會意義(或社會建構)下 的母親也如此令人熟悉:聖潔、溫慈、包容、犧牲、奉獻。除了這些有 著「大愛」的「聖母瑪利亞」,還有許多叨叨絮絮、蓬頭垢面、囉嗦煩人、 阻撓、保守、辛苦持家、以家人為中心的平凡母親。對每一個女性而 言,母親這角色更與自身密切關連,無論是源於複雜的母女關係,或是 女性共有的「準母親」生理。

但是,女人就應該當母親,或是去發揮造物給女人的生理特性嗎? 女性當母親是否是將自身的身體資源完全交付出去,為父權意識形態服 務,因而女性成為兩性不平等的受害者兼幫兇?特別是,女性源於「母 性」,常常是自身積極地願從事母親這個「職務」,因此,女人是自我設 限、無可救藥了?但是這樣的談法是否太過於武斷?女人在母親這個身 份裡所經驗的、所感受的喜悅與成長,難道真的只是一種「未覺醒」的狀 態嗎?或者,其實母親的經驗當中仍有我們尚未發覺的「基進」性成分?

西方女性主義者近二十多年來對母職(motherhood)的討論已經汗牛充 棟,只是中文世界的引介甚少,(顧燕翎,1991;張小虹,1993;謝敏,1991;李 金梅,1991;藍佩嘉,1991;張娟芬,1991)。大致而言,女性主義對母職的態 度一直未有定論,在迎拒之間擺蕩,基於這兩種態度的研究與發現也一 直在增加中。但是,女人不斷地成為母親這個事實,不會為了等待研究 有定論而暫停下來,女性成為母親這活生生的經驗,常常使女性主義者 關注並感到焦慮。先成為母親或是先認識女性主義,也嚴重影響著女人 對自己的定位與認知,以及她們如何做決定。那麼,女性主義論述介入 母職最適當的時機是什麼呢?又應當如何介入?母親自己的經驗和感受 又是什麼?她可以怎樣影響著女性主義嗎?

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將用兩種方式來探索這個問題。簡略言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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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論」與「實際」的兩種研究方式來試圖回答。因此,論文的書寫結 構也分為兩部分,在第一部份中,除了在理論上回顧母職與女性主義的 關係之外,我也提出我個人的立場、分析與見解,我試圖用「母職作為女 性主義實踐」這樣的觀點來處理母職與女性主義的關係。第二部分則是從 實際的母職活動中,回答母職作為女性主義實踐的可能與不可能,並且 和第一部份的理論論述互相對話,最後總結地回答母職和女性主義實踐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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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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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女性主義與母職1

當母親不是件容易的事。母親承受過多社會與文化建構下完美形象 的包袱與壓力,常常在心力交瘁之餘仍然焦慮自己是不是一個及格的母 親。Caplan和Hall-McCorquodale在1985年的研究中,統計十幾年來心理 治療學界「指控」母親的罪行,竟然高達七十二項之多:花太多/少時間 在孩子身上(忽視/過度保護)、提供不足/過多的愛(母愛貧癠/母愛窒 息)、管教過多/過少(苛求/縱容)......等等。母親動輒得咎,又還有「模 範母親」的壓力。因此,有些女性主義論述,便試圖以解構母職的神聖性 來解放母親(Lazarre,1976;Swigart,1991;柯倩華,1995;蘇芊玲,1996)。母職既 然是如此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那麼,女人還要不要當母親?母職與女性 息息相關,在大部分的女人仍然成為母親的情況下,女性主義支持女人 做母親嗎?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最早發展的女性主義理論。早期的自由主義女 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具有理性,因此也同樣具有追求平等自主 的權力,可以爭取教育權、投票權、工作權。但爭取這些權利,卻是使 女性可以成為丈夫知識上、精神上的伴侶,所以女性在注重自我發展的 同時,也必須兼顧家庭(林芳玫,1997)因此簡而言之,她們對女人從事母 職並不感到懷疑。Betty Friedan (1963)雖然提倡女性從事公共領域的活 動,鼓勵女性放棄以家庭主婦的形象做為自我認同,不過她仍認為女人

1 「母職」(motherhood or mothering/母性 maternity)在文獻中都是常用的詞語,有時因為翻譯的 關係,常會有混用的情形。maternity 和其他兩詞的混用情形較不嚴重,maternity 多譯成母 性,一般情形是偏本質論的指涉,意指某些較易從母親身上表現的特質,或說母親被要求要表 現的特質,例如慈愛、包容、犧牲、奉獻、照顧他人等;有時候 maternity 又可指涉女性能表現 出上述特質的趨力。而 motherhood 及 mothering 較指向作為母親的實際行為,及其衍生出來的 社會性印象中,作為母親或代理母親所應從事的事務。這兩個詞都被翻譯成「母職」,若要嚴 格區分,mothering 較指向母親的生物性行為,例如懷孕、分娩、哺乳;而 motherhood 則是親 子之間的互動,及母親對子女的社會責任。不過,在大部分的文獻中,這兩個詞通常是混用 的,指母親的親職行為。mothering 曾被翻成「母制」(Balbus,1991),但這樣的翻法是指母親 專擅育兒權的看法,如 Foucault, Dinnerstein 等人的文章,一般情形則較同 motherhood 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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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還是在家庭與事業間取得平衡。因此,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並不反對 女人從事母職。不過,這種爭取「相同與平等的對待」的理念,卻引發了 後來女性主義「同」與「異」的爭辯與發展。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主張婦女受壓迫的物質基礎不在階級,而在兩 性分工制度(黃淑玲,1997:48)。尤其母職是性別分工的基礎,女性的生 育能力將她們和小孩綁在家庭裡,限制了她們的行動範圍與行動力,因 此失去經濟能力,造成她們的被壓迫與兩性不平等。恩格斯更以這樣的 性別分工為基礎,推演出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Engels,1972)。但 是,這種經濟決定論沒有思考父權意識型態與性別壓迫,在號稱兩性地 位較平等的共產黨社會的女性,以及現在許多職業婦女的遭遇,說明了 只是打破性別分工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擁有工作權或經濟權之後,仍 然受限在父權意識型態的框架下。並且,在現在社會中,母親無法自主 情況下的生育與養育,使她和她的再生產勞務成果是疏離的,其再生產 經驗便只是異化經驗(范情,1997:195)。因此,當代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者改為著重於擴大婦女的選擇,要求母親經濟的安全如:有給產假、育 嬰假、社區托兒設施等。另外,她們也研究母職傳遞資本主義意識型 態、以及再生產資本主義勞工的問題。

西蒙波娃是反對母職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者, 本著存在先與本質的理念,波娃主張沒有永恆固定的女性氣質或女人宿 命。母職既是造成女性化與女人「屈居下位」的原因,就應該摒棄。波娃 說:「女性的屈居下位,淵源於她當初被侷限在延續種族的天職裡,男人 則發明一些理由,讓自己過在他看來比單單為生存的日常瑣事更重要的 生活;把女性限制在母性上,將使這局面繼續下來」(de Beauvoir,1992:133)。波娃坦然公開自己的墮胎經驗,發起法國婦女簽名 運動支持墮胎合法化(張小虹,1993:111),而她自己也一生拒絕生養小孩。

念。因此,本文在進行時,所引用或使用的「母職」,是 motherhood 與 mothering 兼指的。 5

反對母職的女性主義者,還以基進女性主義的Schulamith Firestone為 代表。Firestone反對生理母職(biological motherhood),她在「性的辯證」 (The Dialectic of Sex)(1970)一書中,藉由馬克思--恩格思對經濟問題唯物 論與辯證法的挪用,發展以性別階級(sex class)為基礎的歷史唯物觀,認 為女人的生殖功能是造成兩性不平等的物質基礎,因此女性的解放必須 擺脫母職的桎梏,訴諸兩性共同參與的社會育嬰中心(day-care center), 以及利用人工生殖(artificial reproduction)的方式取代女人的生育責任,如 此才能達到婦女的解放,解除兩性的不平等。同時,家庭(經濟再生產單 位)的形式也會被打破,不再有公私領域對性別的分工。Firestone的主張 招致不少批評,例如科技通常掌握在男性手中,科技的依賴只會加深男 性對女性的控制;並且,也忽略不同文化、歷史處境的差異;忽略生理 性別(sex)如何變成社會性別(gender)(王瑞香,1997)。Adrienne Rich則批 評Firestone對母職的看法是男性觀點的(Rich ,1976:174),複製父權的, (Eisenstein,1983:71)。有趣的是,Rich也被歸類為基進女性主義者,她並 不反對母職,我將在本章的後半部介紹她。

其他對母職持否定或懷疑態度的女性主義者,例如Jeffner Allen在「母 職:女人的毀滅」(Motherhood: The Annihilation of Women)一書中認為, 在父權文化裡,女人被定義為母親,意指她是做為男人的子宮而存在, 她的身體是再生產男人和男人世界的資源,母職則是男人侵佔、利用女 人的身體來進行父權的再生產。母職並不是一種自然現象,女人只是懷 有生育的可能性,而在男性權力的烙印、標記下,才變成定義所有女人 的特徵,只要是女人就被迫必須扮演母職(藍佩嘉,1991)。Dorothy Dinnerstein(1976)則懷疑女性專擅母職造成的後果。她指陳私領域的母性 專權,使女性可以透過生育得到擁有感與主控感的滿足,而女性寡佔養 育職責的結果,又會造成不平衡的性別分派。在女性專擅的「寡頭母職」 (monopoly of motherhood)的教養下,男性會視女性為不可解的謎,如同 來自深邃黑暗的海底王國的美人魚,擁有孕育萬物的神奇力量,使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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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男性)畏懼;而長大後脫離母職控制的男性,便反過頭來壓制女性, 利用女性來滿足他性交生子的慾望,如同一頭牛頭人身怪一般泯滅人 性,因而不斷強化男性科技掠奪心性,使社會走向機械化,人道衰亡的 境地,而終至滅亡(李金梅,1991)。Sherry B. Ortner認為,女性由於生育 能力使得她被隱喻為「自然」,而男性則被隱喻成「文化」,男性對女性 的駕馭、剝削,就如同文化對自然的駕馭、剝削一般(Ortner, 1974)。 Rosaldo則指出,母職使得女性被限制在私領域(家內,domestic),無法在 公領域(戶外,public)中得到發揮(Rosaldo,1974)。

像上述這些,對母職懷有的敵意態度的女性主義者,大約在1970年 代前半期以前,是非常普遍的。簡單來說,作為一個覺醒的女人,便應 該拒絕母職,拒絕生養小孩,以免造成自我的淪葬與鞏固兩性的不平 等。因此,女性主義者被視為拒斥母職的人(這樣的看法,到現在都還 有)。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是反對母職的。將母職視為負 擔,將女性不同於男性的特殊身體功能視為罪惡的同時,也開始有人重 新思考,將身體的不同視為資源,視母職為女性特殊經驗的來源。

同樣在柒○年代,一種肯定女性特殊經驗的女性中心論 (women-centered)崛起。女性中心論不再視女性和男性的差異是造成不平 等和次等地位的原因,而是女性驕傲自信、特殊性的來源;差異不再意 味限制,而是豐富性的來源,正因為兩性生理上的不同,所以男性絕無 法體驗女性懷孕、分娩、哺乳的特殊經驗。女性作為小孩的主要養育 者,也從養育當中得到許多正面的感受。Adrienne Rich一九七六年的著 述「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應該可以被視為女性主義重新省思母 職的轉捩地標。Rich批評Firestone對母職的看法是男性觀點的,複製父權 的。她以其自身作為母親的充實感,重新看待母職,認為它是創造力、 喜悅的可能來源。母職的「罪惡」,不是來自於它本身,而是由於父權操 弄的結果。Rich說「: 這本書並不是在攻擊家庭或母職,除非是在父權定義 與限制下的」(Rich,1976:14,筆者譯),女性被奴役並不是因為具有生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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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一事實,而是此事實被整合入男性控制政經權力的模式所導致的結 果。Rich以體制(institution)和經驗(experience)兩個層次來談母職,母職在 父權之下,「由法律的方式和社會化創造認同的超法律方式混合」而形成 對女人的強迫制度(藍佩嘉,1991)。因此,女人要拒絕的,並不是母職本 身,而是要將母職自父權思考中解放出來,成為女人可以自行選擇從事 與否的決定(ibid:280),也就是母職作為父權之下的「體制」,是必須被摧 毀的。但相反的,母職作為女人以自身身體去實踐所獲得的「經驗」,是 必須被肯定、甚至是可以自其中尋找基進性因子的。

Rich認為,父權思考奠基於西方哲學中的二元論(dualism)(例如Freud "inner/outer"以及"me/not me"的概念),在此二元論之下,女人被男人客體 化,男人是抽象、理性、認知的主體,女人和自然成為被認知的客體, 這樣的思考方式並不能解釋女性的經驗(Rich,1976:63; Eisenstein,1983:76; 藍佩嘉,1991:87)。女人必須要發展新的思考方式,去思考自身的經驗。 也就是以從事母職的自身身體做為發展新思考方式的張本('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Rich,1976:284)。女人在這思考當中,可以發展女性中心 的創造力(geocentric creative capacity),並以此發展出對抗父權體制的能力 (capacity of resistance) 。女性必須重組自身的各種特有的能力:女性心 智、細緻感觸、細密觀察、特有耐力以及多重歡愉的身體性(Rich,1976: 284)。

Rich的主張,正開啟了基進女性主義對身體政治的探討,同時也啟發 了人們重新看待母職的方法。例如Betty Friedan在1981年出版了"The Second Stage"(1981),討論女人想成為母親的慾望。女人開始在這個時期發 展出以女人為主的成長團體,成就出一種女性團體特有的「女性情誼」 (sisterhood)。法國的Julia Kristeva認為,將想當母親的慾望看成是疏離 (alienating)以及保守反動(reactionary),已經不應當是現世代的標準看法 (Kristeva,1981:205),女人「可以不必經歷當母親的經驗,但也可以選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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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我們沒有理由閹割我們自己」(成令方,1993:233)。另外像Jane Alpert(1973)也認為作母親是女人的權利,不管同性戀或異性戀的女性。

後殖民女性主義對母職的態度也和反母職論述不同。白人女性主義 者抗拒父權意識型態下的母職,但黑人女性主義者卻認為不能純就性別 層面來考量,有不少黑人女性認為母職提供了黑人女性抗爭的最佳據點 (Collins,1990:132)。對黑人女性而言,奴隸制最慘酷無情的莫過於剝奪女 黑奴身為母親的權利。女黑奴充當白人殖民者的經濟工具同時,不僅無 法掌握自己的身體,也無法過問殖民者對孩子身體的蹂躪酷刑。因此, 「成為母親並擁有母親保護自己子女的權利往往具有抵制殖民的抗爭意 味。『成為母親』象徵奪回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主宰自己種族繁衍的權 利」(邱貴芬,1997)。如果,對白人女性主義者而言,拒絕母職是女人 奪得權力的象徵,那麼,成為母親卻是許多黑人女性反抗種族性別壓迫 的表現。

母親,常常也是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的實踐者。生態女性主義 者呼籲矯正十七世紀以來,科技主義、資本主義對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 造成的破壞,代之以人與萬物共生互敬的生命態度。而這種古老的生活 智慧,在西方工業文明稱霸之前,已在許多地區的女人之間代代相傳。 男人不應剝削女人,就如人類不應剝削自然一般。生態女性主義者的環 保實踐者,常常就是母親。母親們照顧家人的生活安全,特別意識到環 保公害以及無限制開發自然資源帶來的災害,幾個著名的環保運動都是 母親從事的,如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的Chipko運動,婦女緊抱大樹,阻擋 山水森林的破壞;肯亞婦女的綠帶運動;日本的「生活者俱樂部」等,甚 至日本的綠色生活協會成立時的宣言,自我定位為「由母親們所組成,為 實現自立運動的聯盟」。生態女性主義也鼓勵並要求男性回到家中,參與 母職,實際參加維護生命的工作,因為「當人們的生活和社會文化的重心 由商品生產轉移到生命維護時,才有可能減輕侵略性和敵意」(顧燕翎, 199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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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裡,我們已經看到了各階段、各流派、不同的女性主義者對母 職的態度。大體上而言,在七0年代以後,女性主義論述已經不輕易排 拒母職,反而母職研究成為女性主義重要的一支。累積的母職研究如對 好/壞母親形象迷思的反省(Swigart, 1991)、無私聖母無怨無悔形象的質疑 (Lazarre,1976),母親形象與母職意識形態的探討(M.M.Kaplan,1992; Glenn,1994; Everingham,1994) , 母 職 與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Siegal,1985; Bock,1991; 傅立葉,1995) 。法國的Cixous、Irigaray、Kristeva則在符號學 層次思考「母性」,以建立女性的象徵體系(張小虹,1993:153-157)。對母 職經驗更加細緻的研究興趣,表現在九○年代興起的母女關係研究裡 (Mens-Verhulst,1993)。有學者宣稱,七○年代的女性主義是姊妹情誼 (sisterhood)的時代,而九○年代則是母職的時代(motherhood)(Schreurs, 1993)。

更積極的連結

在釐清母職與女性主義的關係與發展之後,我的關心是如何將母職 和女性主義做更積極的連結。顯然,接續九0年代以來的發展,母職應 該被視為女性潛力所在。Adrienne Rich所說的「從身體思考」(或是「讓 身體思考」)提示了母職經驗可能提供認識論層面的改革;母職實踐所激 發出溫慈、包容等自我拯救的特質,形成女性的共同經驗,建構出特殊 的女性認同;母女關係的研究顯示,「母女連帶是女性情誼的最初形式, 因而具有反父權的潛力」(張娟芬,1991);從這些關於母職理論的近期 發展,可以看出某些女性主義者對母職的興趣與肯定(雖然到現在仍有堅 決反對的聲音)。這些肯定的語言預示了樂觀的可能性,包括不同的認識 論與思考方式等,因此我想做的工作便是找尋這些女性特殊性或特殊發 展,可以發生的起點。將到目前為止母職與女性主義的關係,做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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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細緻的連結。精神分析理論對兩性個性、認同、主體性的形成有專門 的探討,因此我選擇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問題。

下一章,我將注意力放在母職經驗的精神分析,特別是嬰孩時期的 母嬰初始互動。探索個人初始認同的形塑,追索「女性氣質」、「兩性差 異」的形成起源;或者更基本地說,是「主體性」(subjectivity)、「性別 認同」(sexual/gender identity),「性愛位置認同」(sexuality identity)的起源。 女人所謂想當母親的「天性」,是否也在母職過程中形塑而成?用女性主 義的立場重新檢視母嬰互動,可以分析出個人「認同」、「主體性」形成 過程裡父權介入操作的痕跡,以及母職潛能被忽略掩蓋的部分(附錄一、 二)。是否,女人的母職經驗潛藏珍貴的可能,可以衍生顛覆父權社會的 認識論(陽具理知中心)的「珍貴/基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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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精神分析與母職初始場景

從 Freud 開始,精神分析學者在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時,不可避免地 要追溯到個人的童年經驗,其中,母親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個人在嬰 孩時期與母親的互動造成個人主體性與性別/性愛認同的形成,以及女 性想成為母親的慾望。我將焦點聚在這時期的母嬰互動,稱之為「母職初 始場景」。下面的段落中,採用 Freud 的理論之外,還有美國社會學者與 精神分析學家Nancy Chodorow以及社會心理學家Dorothy Dinnerstein的 理論。選擇 Chodorow 是由於她在理論建構的態度上明顯地採取和 Freud 的「陽具中心論」相反的「女性中心論」;Dinnerstein 則是兼採兩人的說 法,但著重在社會行為的兩性表現。

第一節 三場母職初始場景

A. Freud

根據Freud的理論,母親是嬰孩的第一個愛戀對象,包括男童和女 童。然而對男童而言,這是戀母的伊底帕斯(Oedipus)階段(此時女童也是 戀母,因此屬於前伊底帕斯期)。父親的出現,使男童發現對母親愛戀的 競爭者,並且這個競爭者是強勢的。父親代表一種制度與法則(拉岡所謂 的「父親的名字」,Name-of-the-Father),同時他也是母親愛戀的對象。 因此,孩童在這種處境中,必須選擇自身的態度:「伊底帕斯情結為男童 提供了兩種令他感到滿足的可能性,主動的或被動的。他可以採取男性 化的表現,將自己放在父親的位置上,像他父親一樣,同母親進行交 和,在這種情況下,他很快就會感覺到,父親對他構成一種障礙;或 者,他會將自己放在母親的位置上,爭取成為父親所愛的對象,在這種 情況下,母親就會成為一項多餘的成分。」(梁濃剛,1989:216)。也就是 說,在此時期,男童的性愛位置(sexuality)有兩種可能,愛母親或是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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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所愛。而女童的發展情況和男童是類似的,女童也戀母,父親的強勢 同樣威脅到她和母親的愛戀,因此她也有兩種感到滿足的可能性。這個 類同的時段,在男童身上稱為伊底帕斯期,女童則是前伊底帕斯期。這 兩個原初的階段一直持續,直到閹割情結(castration)的出現改變了一切。

閹割情結在男童和女童身上運作的結果不同。男童雖然在父親的強 勢中感到強大的競爭,並且不時因為自己對陰莖的把弄(Freud稱為「陽 具時期」)而受到大人對他「閹割」的恐嚇,但他一定要經歷一個新的經 驗後,才會接受閹割的可能,恐嚇才能具體化成「閹割情結」,那就是當 他發現女童身上沒有陰莖的時候。正是經歷了這項觀察,認識到母親是 被閹割之人,使男童臣服於父的權威與律法之下,認同並屈服於和自己 同樣擁有陽具2的強者--父親。此時,伊底帕斯情結所提供的兩種滿足 的可能性無法再繼續下去,因而使他放棄了對母親的愛戀,將父親對亂 倫的禁忌內在化(interiorization)為永久性的條件,在性愛位置上採取主 動,對象是母親以外的其他女人。因此,閹割情結結束了男童的伊底帕 斯階段。

女童這方面又是如何呢?Freud認為,在閹割的場景尚未出現前, 「小女孩就像個小男人一樣」,活潑、好動、主動、侵略等。她們同樣經 歷一個「陽具階段」,同樣有兩種滿足的可能性。在這個時期,女童的陰 核行為表現和男童的陰莖完全一樣,直到她發現了男童的陰莖。「她們注 意到了兄弟或遊戲伙伴身上的陰莖這一極其明顯和巨大的器官,馬上感 覺到,這是比她們本身的細小的、深藏不露的器官較為優越的相對部 分,從這一刻起,她們就對陰莖產生了一種羨慕(penis-envy)」(ibid:217)。 女童誤以為在某個階段上,她也曾擁有陰莖,只是後來被割去了,因此 在陰莖這一條件上,她是遠不如男性的,是次等的(或者,是被懲罰

2 陰莖是指penis,其意義是在解剖學中具體實在的物體。而陽具是phallus,指陰莖的圖像,或 稱為象徵,其意義被轉化成父權意識型態的威權象徵。一般認為 Freud 的理論中是使用陰莖來 討論,而拉岡(Lacan)則是結合 Freud 與符號學,用陽具的概念來討論,將 Freud 的理論更擴大 發揮在象徵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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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於母親,女童原始的愛戀這時產生了變化。女童總是將自己缺少 一具陰莖這一點歸過於母親,「『認為母親應為她的缺乏陽具負責,而且 不肯原諒她如此置自己於劣勢』(Freud,1933:124)(相對於父的強勢)。小 女孩繼而發現,母親也沒有陽具;『她原先愛的可是(她以為)有陽具的 母親(the phallic mother),發現母親已被閹割之後,她便能夠放棄以母親 為愛的對象,如此,早已逐漸累積的敵意,這時便佔了上風』 (Freud,1933:124)」(劉毓秀1994:55),女童對母親的愛戀逐漸減輕。發現 「閹割」的事實,使女童在兩種滿足的可能性中,無法採取主動的父親的 角色,導致她逐漸將自己放在母親的位置上,開始採取女性化的態度對 待父親,女童的伊底帕斯情結於焉開始。也就是說,閹割情結的出現, 結束男孩的伊底帕斯階段,卻開啟了女童的,因此而確立了在男女身上 不同的兩種性慾位置,形成了一般「正常」的異性戀立場。

完成了「閹割」後的女童,由於對父的臣服,與陰莖條件上的無可挽 回,因此逼令她放棄男性化的方向,將自己放在母親的位置上。對陰莖 欽羨既無法解決,終究使女童放棄了也要擁有一具陰莖的願望,由於自 己在母親的位置,這個願望便轉化成為父親生一個小孩(男孩或女孩皆 可)的願望,(女性的性快感區也從陰核轉變為陰道),父親成了她的愛 戀對象,母親則是她所忌妒與責怪的,女童因此成功地成長為小婦人 了。(梁濃剛,1989: 218)。

所以,從Freud的理論中,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初始的母職場景裡,母親是嬰童所愛戀的,父親則是第一個 威脅與強勢的他者;

第二,閹割情結出現之前,男童與女童性別分化尚未完成,此時只 有一個性別,即男性(性趨力libido的屬性,活躍、主動等,參看 Freud,1971: 108,130)。

第三,陰莖佔據重要的優勢地位,劃分男女兩性的性慾特質,因而 佛氏的理論是「陽具中心主義」的;男孩因為擁有陰莖,其身份(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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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體性的建立較明顯、連續而容易;女孩則因缺乏陰莖,失去認同的 利器,因此女孩的認同必須經歷差異、背離、與斷裂。

第四,伊底帕斯期的發展與閹割對男女兩性具有對稱性,使男童放 棄與父的競爭,將愛戀轉向非母親的其他女人,形成異性戀;女童責怪 憎恨母親,將愛戀轉向父親(佛氏似乎未指出女童的伊底帕斯情結於何時 結束,或者會不會結束),亦確立了女性的異性戀。

第五,女人擁有小孩的慾望,即是根源於擁有陰莖的慾望。也就是 說,女人生養小孩的願望是根源於「欠缺」(lack, deficit)。無法中止的伊 底帕斯情結使女人甘於生養小孩。

B. Nancy Chodorow

相對於Freud將陰莖放在無可挑戰的優勢地位所建構的初始母職場 景,Nancy Chodorow則是以另一派心理分析理論--「客體關係理論」 (Object-relation-theory)--來呈現初始的母親、父親與嬰童的關係。並進 而解釋人類社會中,母職成功地再製(reproduction)的心理因素。

「客體關係理論」強調個人心理與外在社會環境、周圍人們的態度之 間的互動,是主體與世界的關係模式,而這關係是來自於主體對客體的 認知或見解,或幻想或防禦。Chodorow指出,在大部分的社會中(這是一 項跨文化事實),負責帶養孩子的母親,提供了孩子最主要也最具影響力 的客體關係。嬰孩所處的客體關係則形塑主體的性別認同與人格傾向。 在嬰孩尚未發現其與母親生理上的異同時,男孩、女孩並沒有性別的自 覺,他們和母親密不可分的關係,使他們無法分別自己和母親的差異, 也就是說,這時只有一種性別--母親的性別--女性。這種早期愉快 的和母親認同的經驗,足以提供男女嬰孩發展出將來從事母職的能力。 理論上來說,任何人,包括男孩或女孩,如果參與了夠好的母嬰關係 ("good-enough" mother-infant relationship) (Chodorow,1978:87),便應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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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從事親職的能力的「關係性」基礎(relational basis)(Chodorow,1978: 87-88)。

但是,接下來的發展就不同了。男孩在伊底帕斯情境中,意識到自 己與母親在生理上的差異,而母親社會化的教養方式,又不時讓男童感 覺到他與母親是不同的,他應該去認同父親;再加上父親的強勢形象, 使得男童感受到用原來的方式愛戀母親的種種緊張,擔心父親將懲罰自 己對母親的愛,因而在極度恐懼中,男孩被迫斷絕對母親的認同,在「差 異」、「分離」、「獨立」等概念中建立主體性(Eisenstein,1983:92),認 同了「不同」--父親。小男孩所壓抑掉的對母親原始的愛,形成日後在 異性身上尋求唯一、排他性的愛,重建母子合一、沒有中介的親密關 係。他和母親的初始認同則消失殆盡。(謝敏,1991:91-93)

相反的,小女孩的認同過程則是連續的。母親刻意分辨男孩與自己 的關係時,和女孩卻一直保持初始的、沒有距離、不分彼我的關係,因 此女孩在青春期之前,一直保持在情感平穩、與母親合一的前伊底帕斯 期 (pre-Oedipus stage)(ibid:92-93) 。 女 孩 初 始 的 愛 戀 原 是 固 置 (primary attachment)在母親身上,父親的出現,使小女孩感覺到,她所愛戀的母親 是比較愛(有陽具的)父親的3,因而感到失望,轉向父親,以此作為逃 離對母親的愛戀固置(maternal attachment),並建立獨立性(autonomy)與分 離的認同(separate identity)的方式。所以女兒戀父,是要從父親那裡尋找 足以區別自己與母親的特性,在這過程中,她和母親的聯繫並未真正斷 過。她甚至是為了奪回母親的愛而轉向父親:

......女孩發展她和父親的關係時,一邊回望母親——為了看母 親是否嫉妒,為了看看當她真的和母親分離時,是否卻能因此 贏回母親,看看她是不是真的獨立了。她的轉向父親不只是為

3 'she finds out her mother prefers people like her father /brother who have penises'(Chodorow, 197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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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打擊母親,同時也是為了向她示愛4 (Chodorow, 1978:126,

筆者譯) 因此,女性是在與母親的親密愛戀上,另建立與父親的平行關係,

她的感情世界是「自己-母親-父親」的三角形,對異性並沒有十分強烈 的投注。這點和男性不同,男性的感情世界是「己-母」或「己-父」的 一對一(dyad)關係。

到這裡,chodorow說明了男女孩初始認同過程的不同,以及異性戀 形成的原因。但她亦強調了母女愛戀關係的連續性,這點造成了女同性 戀基礎的思考,下一節中將有所討論。Chodorow的主要目的,是申論女 性在童年時所獲得的母嬰客體關係,較男性完滿、連續與長久,使得女 性較男性具有關愛的親職能力(capacity for parenting)。並且,女性內在感 情世界的模型是前面所述的三角形,所以,女性在心理上,就需要小 孩,也較男性適合從事母職(親職)。社會文化安排下的性別分工,因此 成功地複製了女性代代相傳的母職(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母職的再 製,就不是女人的生物特徵,或社會制約、角色學習(role theory)等理論 可以解釋的,Chodorow闡明了它的心理因素。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Chodorow所描述的初始母職場景和Freud的非常 不同。Freud以陰莖有無的「陽具中心主義」決定一切,Chodorow則改用 客體關係將社會文化因素(性別分工與父母對小孩的態度)融入心理發展 的過程,說明兩性的性慾位置與女性的母職慾望。在這裡,陰莖反而使 男孩居於關係上的「劣勢」。和前面Freud的理論相比,我們可以得到以 下結論:

4原文是‘ ......a girl develops her relationship to her father while looking back at her mother--to see if her mother is envious, to make sure she is in fact separate, to see if she can in this way win her mother,

to see if she is really independent. Her turn to father is both an attack on her mother and an expression of love for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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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初始母職場景裡,母親仍是男女嬰童所愛戀的,父親出現的 威脅只作用在男童身上,對女童來說,父親是贏回母愛與建立獨立認同 時可策略運用的他者。

第二,男童未發現陰莖前,它的性別認同和女童一樣,是認同於母 親的;亦即性別分化完成之前,只有一個性別--女性(沒有陰莖的)。 第三,客體關係劃分男女兩性的認同。男孩因為擁有不同於母體的 陰莖,又遭受來自母親刻意的區隔,使其認同過程出現背離、斷裂,因 而建立差異、唯一、排他等主體性;女孩的認同過程則是連續、完滿而 愉快的,也因此女性所建立的主體性是偏向「關係性」(relational)的,亦

即著重客體關係的。 第四,伊底帕斯期的發展在男女身上是不對稱的。女童未經歷「閹

割」,她一直保持對母親的愛戀,青春期時發展出另一條平行關係,即對 父的愛戀,因此在女性而言,她一直保持同性戀與異性戀兩種性慾位 置,並且是以對母親的同性戀位置更為基本。男孩亦未經歷閹割,但不 完滿的客體關係使他將愛戀投注在非母親的異性身上,因此形成異性 戀。亦即,決定性愛傾向的因素是客體關係,不是閹割。

第五,女人具有較佳的養育能力與心理上對關係的特別需要(三角模 型),使女人希望擁有小孩。女人擁有小孩的慾望,是根源於童年客體關 係的重現。

C. Dorothy Dinnerstein

Dinnerstein是一個社會心理學家,她以訴諸人性經驗的方式來闡述她 的母職理論。她的論述基礎是建立在Freud的理論之上的,但她和Freud與 Chodorow最大的不同在於,她並不強調初始母職經驗中,嬰孩對母親的 愛戀,反而是強調嬰孩的負面情緒與感受。她並以此為基礎,解釋社會 上兩性不平等的原因--寡頭母職(monoploly of moth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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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nerstein認為,我們每個人的心裡仍有一個餘怒未消的嬰兒,嬰兒 期的憤怒有一個現成的投射對象:母親。對嬰兒而言,母親代表了一切 外在的資源與權力,嬰兒所有的滿足與不滿都和母親息息相關。「母親不 僅是我們在人世間遇見的第一個女人,更是第一個代表世界與我們相遇 的人。迄今為止,各文化普遍以女人象徵大地,這象徵掌握了母與子、 人與自然的關係的精隨。簡單地說,自然之所以變成一個媽媽(Mother Nature),是因為負哺育之責的人是母親,哺育期終結在兒童身上引發的 敵意轉化成對自然(以母親為代表)的敵意。自然之所以象徵著一個獨 裁、危險、有待馴服才不致毀滅我們的異己,其實是源於兒童在潛意識 中認為母親象徵一個背叛我們的愛、因此得遭懲罰的異己。駕馭自然等 同於駕馭母親。」(Balbus,1991:58)。

Dinnerstein援用Freud的陽具中心理論建構兩性初始性別與性慾位置 的認同,但對於日後人格的形成與對異性戀、同性戀的態度,在在指向 童年時和母親相處的感受與經歷,這點又和Chodorow所強調的客體關係 類似。嚴格來說,Dinnerstein感興趣的,並非初始母職場景的另類建構, 她與其他人的不同,只是在於強調孩童的憤怒感受,警告由女性單獨哺 育下形成的寡頭母職,會造成社會上兩性的病態行為,在母親壟斷的育 兒制度下,肯定父權注定了像是逃避母性威權的避風港。嬰孩對母親的 恨,是社會病態的來源。

例如,對母親既愛又恨的衝突下,經歷了折衝、反覆否定與一再壓 抑的過程,使男性建立起看似完滿的自我概念(I-image),將自我的肉慾 (carnality)與命定的脆弱死亡(mortality),用自欺欺人的方式貶移給女性, 編派性物與感情照養的角色給女性(李金梅,1991:99)。男性極力避免在性 關係上被某個女性所約束,因為一對一的守貞規範會喚起男性愛恨寡頭 母職的記憶;男性欽慕與畏懼女性的生育力,如果男性不設防,女性可 能完全動搖他成年後養成的權力和控制力,而變成一個無助的嬰兒。因 此男人常以結社等方式來隔離女人,維護自己的尊嚴。在異性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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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或者以不投注真情,或者以靈肉分離方式來自我防衛。在性愛 中,女性避免縱情,因為女性自主的展現會令男性感到無法控制母體的 憂傷,女性也會因而憶起同樣的憂傷,為了減少這份原始的恐懼,女性 性慾乃交由男性來控制,在壓抑之下,女性性慾顯得更深不可測。女性 自身擁有與母親相似的身體資源,她比男性更感到自給自足,她也更願 意感受到被需要,因此不少女人並不介意與其他女人分享她的男人(顧燕 翎,1991:71-73)。

由於母親與孩子的接觸較早,都屬於前語言期,因此根深蒂固,不 受以後的經驗所影響,母親擁有至高無上、無可言喻的權威與力量,是 難以到達的目標;父親較晚進入孩子的生活,他所代表的世界不如母親 般不易理解,因此成長為男人比成長為女人容易,也因此使男性感到自 卑,更要去操控女性。

因此,我們從Dinnerstein的理論中也可以得到下列結論:

第一,初始母職場景裡,母親是嬰童愛恨交加的,特別是對母親的 憤怒(不是愛戀),影響兩性後來的人格特質與社會行為。母親是阻撓兒 童意志的第一個強力敵人,也是兒童遇見的第一個威權代表,對嬰孩而 言,母權統治無所不在。父親所代表外界的、權力的、成就的世界,並 不造成嬰孩的(閹割)恐懼或(懲罰)威脅,反而是提供作為逃離母權統 治的出路。

第二,對母權的憤怒造成男女嬰孩截然不同的反應,這兩種不同的 反應,是立基於孩童已然建立的性別認同。但這初始的性別分化,是否 根據陰莖的有無或母嬰客體關係,Dinnerstein並未說明。

第三,當父親進入孩子的生活時,早期對母親的憤怒被男孩用來認 同父親,學習對女性、對情感的控制;女孩則利用這種憤怒來擺脫同性 認同,轉而崇拜、依賴父親(顧燕翎,1991:72)。由於對母親的憤怒,男性 對自然(母親的化身)採取占有、控制和搾取的態度,女性則因擁有類似 母親的資源,有著「懷璧其罪」的犧牲精神,因而接受命運的安排,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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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為女人的本分即是在順服男性的主宰。因而男性的主體認同是主 動、占有、控制的;女性主體認同則是順服、附屬(subordinate)、依賴 的。

第四,伊底帕斯期的發展,對男孩而言,是他處於異性戀的性慾位 置,單純地與父親爭取母親的情愛;女孩發展出異性戀性慾位置、接受 來自父親的男性挑逗時,一方面仍然戀母,這使她將來受情敵威脅時, 一方面固然感到痛苦,另一方面也間接透過情人對另一女人的愛戀,重 溫自己早年對母親的肉體之愛,享受到雙性戀的快感(ibid:71)。女性較基 本的性慾位置仍是異性戀的,同性情愛只是童年未完全割除的慾念。

第五,女性所擁有的身體資源,雖使她們認同於附屬的主體性,但 同時也使女性獲得複製母權的保證,女性可以透過生育得到擁有感與主 控感的滿足(李金梅,1991:99)。因此,女人自願從事母職,是一種對身體 資源的運用,藉此享受寡頭母職的權力感,以平衡被男性壓制、剝削的 「自然」屬性。

第二節 性別、認同、性慾位置與母性慾望

從前面三個人的理論所歸納出的五點結論,我們可以將之做一比 較。

第一點結論是對父母角色的看法。父母的形象與角色,影響孩子的 心理過程,進而影響其所確立的自我位置。Freud與Chodorow所描繪的母 親是可戀的,Dinnerstein強調的卻是可恨的。而父親,在Freud而言,他 對男女孩童都是威脅,對Dinnerstein來說,都是逃離母權的出路,而 Chodorow,接受了Freud對男孩那一半的說法,女孩則似乎已發展出某種 「成熟性」,可以策略運用父親作為贏回母愛的出路。

第二點結論是對「初始性別」的預設立場。這裡是Chodorow與Freud 兩人的理論最明顯的角力場。Freud的理論一向被指為男性中心, Chodorow便是在反駁的立場下,試圖以女性中心的思考方式,建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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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正統性。因此,她在預設立場上和Freud的對立是明顯的,性 別未分化前只存在女性,因而才能繼續推演接下來兩性不同的認同過 程,因而建立不同於Freud的兩性論述。Dinnerstein在這點上,則沒有說 明性別分化的過程,。

在第三點結論中,比較了兩性不同的心理經歷所建立的「初始認 同」。Freud和Chodorow在這點上也是涇渭分明,立場相反。當然,Freud 建構理論之初其關注對象為男孩,而對於女性心理,一直是他所不敢武 斷的(Freud在晚期才有較多關於女性性慾或女性心理的論文出現)。但 以他對男童的分析,其預設立場是非常清楚的。在「初始認同」上, Chodorow排比了「男/女」:「悖離、斷裂/連續、完滿」,因而主體性的 對比是「差異、唯一、排他/關係性」。Freud雖然沒有如此清楚的對比, 但的確在認同與主體性的推論上,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第四點結論更是精彩,Freud與Dinnerstein皆認為異性戀性慾位置是 基本且不可避免的發展,只是Dinnerstein另保留女性成為雙性戀的可能。 Chodorow女性三角愛戀模型裡,女性的基本性慾位置根本是女同性戀, 或者是「母女戀」,可惜Chodorow本人並不做如此基進的陳述,僅留下後 來者接續如此討論的空間,這點我將在下一章做更詳細的說明。不過, 在這點結論中,很明顯的,決定性慾位置的因素,在Freud是閹割,在 Chodorow則是客體關係。

第五點結論是關於女性的母職慾望的解釋,Freud認為是起源於伊底 帕斯期對陰莖的欽羨;Chodorow則認為是女性性心理的三角模型促使女 性希望重現童年與母親的客體關係;Dinnerstein則訴諸女性對自身資源的 運用以享有寡頭母職的權力感。

到這邊,我們已經清楚地比較了上述三人理論的異同。Dinnerstein在 主體性的討論較少,她的男女共同育嬰(dual-parenting)的訴求,被生態女 性主義者所應用。她們認為唯有男性也參與照顧生命的工作,從心理上 改變對女性與自然的依賴,以及對肉體的厭憎,才能消除男權社會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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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心態(顧燕翎,1997:277)。關於主體性和認同,Freud和Chodorow的 說法所演繹出來的結果非常不同,下一章將說明,在女性主義的實踐策 略上,我將採取Chodorow「女性中心」立場所建構的理論,在其後思考女 性「連續性認同」被還原或發揮的各種可能,也從此處尋找母職裡的「珍 貴/基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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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立場理論與主體性、認識論的新可能

源於對傳統知識論的批判,開展女性主義在知識論上的發展。女性 主義在認識論上的研究主要有兩種理論發展,女性主義經驗論(Feminism Empiricism) 與 女 性 主 義 立 場 論 (Feminism Standpoint Theory)(Harding, 1992)。經驗論批評西方文化中作為知識來源的「社會經驗」是侷限、扭 曲、宰制女性的。她們呼籲重視處於邊緣的女性的經驗,要求無性別歧 視的知識。女性主義立場論者認同經驗論者:「一種無性別歧視的科學研 究可能比具性別歧視的科學研究更客觀有效」(方靜儀,1995),但訴諸不 受污染的認知主體產生知識卻是保守的,更積極的作法應該是發展出知 識的另類典範、模式及方法。立場論者不只要求沒有性別歧視,更堅持 知識的生產是有「立場」、有「觀點」的。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應提供理 論以激發探究及政治抗爭,使女性觀點轉變為「立場」(standpoint),「一 種在道德上和科學上較優越的基礎,而能去解釋和詮釋自然及社會生活」 (Longino,1990)。以母職活動為例,母親為適應成長中孩子的需求而改 變,其實是比勞動工業活動更涉及一種心物統合(方靜儀,1995:71)。

因此,根據女性主義立場論,我選擇Nancy Chodorow的母職場景, 作為分析與詮釋現下母親經驗的「立場」,探討源於母職經驗的女性特殊 性,進一步在主體性與認識論層次尋找另類典範、模式或方法。另外, 我也引用Julia Kristeva的看法。

第一節 Nancy Chodorow

A.主客體不分 仔細比較Chodorow與Freud的理論,Chodorow刻意而明顯的反Freud

建構是很清楚的。當女性不再是「另一個性別」(the other sex),反而是論 述的主體時,女性的認同與主體性的建立便是連續、重客體關係的。不 24

過,Chodorow推論出關係性主體的前提是女嬰處在無法與母親清楚分辨 的客體關係中,如果這種無法分辨,會造成認知或感知方式的變革,那 麼應該是對主客體明確分離這種方式造成改變,變成一種自我與他者不 分的狀態。如果我們大膽的說,主客體明確分立的認知方式,是男嬰差 異、斷裂的主體性運作的結果,而這樣的認知方式正是目前各種理論及 主流認識論的建構方式,亦即各種學科思想的「男性化基礎」,那麼,在 這種「認識論的認識論」形成之初,就有另類選擇,並且此選擇不被扭曲 或扼殺,可以得到培養與滋長,那我們的世界是否有另類景觀的發展可 能呢?也就是說,母親對女嬰的養育方式裡,不管在態度上或期望上, 若能盡量去除父權意識形態與價值的不斷複製,發展親密互動下的原始 連帶,而這連帶型塑的主體性可以發展與發揮,那麼,或許我們才有根 本上改變目前父權支配(patriarchy domination)邏輯的可能吧。

B.關係性(relational)的主體 Chodorow認為男女嬰孩在發展他們的「客體愛」(object-love)時經歷

非常不同的過程。男孩由於「多出」不同於母體的陰莖,在認同的形成中 必須壓抑對母親的客體愛,被迫斷絕對母親的認同,因此在「差異」、「分 離」、「獨立」等概念中建立主體性,認同了「不同」。相反的,女孩的 認同過程則是連續的,在一種沒有距離、不分彼我的關係下建立主體 性,因此是一種注重關係(relational)的自我,亦即這個自我「時時以他者 為慮」,我們稱之為「關係性的主體」。「基本的陰性認知自我的方式是 和世界連結,而基本的陽性認知方式則是分離」5(Chodorow,1978:169)。因 此成長中的女孩她們將自己定義並經驗成和他人連續(continuous),成長 中的男孩則定義並經驗成分離(separate)和不同(distinct)。用「自我邊界」 (ego boundary)來對比男女的這種差異,男孩的主體性具有較堅固(rigid)的

5 原文是'The basic feminine sense of self is connected to the world, the basic masculine sense of self is sepa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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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女孩的自我邊界則較有滲透性(permeable) (Chodorow, ibid) (Schreurs,1993:4)。如果要改變這種兩性差異,必須改變大部分社會是由 女性作為主要撫育嬰孩的親職執行者的情況,也就是要真正做到雙重養 育(dual parenting)。改變兩性撫育重責的不對稱,才可能根本改變兩性性 格與發展的不對稱。

「關係性的主體」的說法,可以如何被運用呢?筆者嘗試將它當作一 種新的語言,重新回顧或詮釋自身的經驗與認知,或許我們可以說,因 為女人是注重關係的,所以她們一般而言較男人「重感情」,普通說法是 「感情是男人的一部份,卻是女人的全部」。又,女人總是較喜歡小孩、 女人總喜歡結伴行事或是三姑六婆、女人較無法獨立、女人會彼此鉤心 鬥角等等,無論女人與她周遭的人際關係是好是壞,她總是花費許多時 間精力於關係的處理。甚至,女人不只是注重她和周圍人的關係,她的 關係性主體還會表現在她和周圍環境的關係,即人與自然的互動。女人 和自然是較彼此敬重、像是做朋友的,而不是男性剝削、駕馭自然的方 式(就像剝削、駕馭女性一般)。生態女性主義給了我們相當不錯的例 子,如肯亞婦女為維護生存環境阻止資本主義的開發,而遍植綠樹形成 「綠帶」;以及1974年,北印度Chipko族婦女與孩童著名的抱樹保樹 (tree--hugging)運動。另外,台灣近幾年來蓬勃發展的社區環境保護運 動,常常是由主婦或是媽媽們在發動與執行,這些都相當程度上展現了 婦女與自然的親近性。(這裡並不是要重犯Sherry Ortner所批評的,女性 被對比於自然反而使女性居於不利地位的謬誤。Ortner指的是女性因生理 特徵、社會角色較男性接近於自然,所以被隱喻成自然,相對於男性被 隱喻成文化,那麼文化當然是剝削自然的。這邊所說的,不是女性「本 身」是自然,而是女性因注重關係的結果,「親近」自然。)

C.「同性女戀」--母女關係與女同性戀性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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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以母親生理上的「欠缺」(deficit),造成小女孩因失望而轉向於 父親,而建構出正常女性是異性戀的說法裡,其最基本的預設是:不管 母親或女兒,她們都無法肯定自己身體的價值(Flaake,1993:7)。這種無法 自我肯定是肇因於父權意識形態的壓迫。發展心理學對小女孩的觀察發 現,她們在伊底帕斯期之前,大約是十五到十六個月大,就已經發現了 她們的陰性生殖器了,包括外陰部與陰道。她們在玩弄自己的生殖器並 確認它是刺激的來源時,感到無限樂趣,但這樣的玩弄行為卻常常被母 親的不悅所阻止。Schmauch觀察小女孩群的行為時亦發現,小女孩對身 體認同的探詢(search for physical identity) 包括她的行動舉止、裸身、身 體的情色迷魅(erotic charm)和身體自主性(Flaake,1993),但母親通常都無 法鼓勵她的「色情行為」或慶祝這樣的發展,反而常常傳遞「隱藏」的概 念給女兒,作為合乎社會標準的女性處置身體的方式。或者在和女兒談 到女性身體經驗時,例如月經,便再次強化父權意識形態的壓迫,給予 「麻煩」、「不潔」等負面概念。父權的介入,使母親成為親手扼殺女兒 以身體為中心,發展女性認同(female identity)的可能。在這樣的關係之 下,母女之間當然充滿愛恨情仇,十足地被扭曲。那麼,是否有可能還 原?還原的基礎是什麼呢?

前一章曾經提到,Chodorow的女性三角愛戀模型隱含女同性戀 (lesbian)或是母女戀的發展可能6,也就是「同性女戀」作為女性更基本的 性愛態度的可能,Chodorow本人沒有點明,但女同性戀研究的學者卻明 白的舉證了出來(Joanna Ryan:1992)。女人從孩童一直到成人階段,甚至 終其一生,可能都無法切斷她和母親的愛戀糾葛,它使女性願於生養小 (女)孩,或是逃離父權的規範而形成女同性戀。現今一些女性心理咨商 師可以在咨商時,提供女性第二次發展正面身體認同的機會,Bell在1991 年的研究發現,她的女病人常常展現要獲得母親認可的慾求,而這種慾

6 這個談法和現實情況裡,母親重男輕女、女人仍以異性戀為主以及女人在異性戀關係中彼此 鬥爭的現象有出入,參看 Eisenstein,1983: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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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常以女同性戀幻想的方式表現出來,母親的「性」(sexuality)常常是女兒 自己的「性」的參考點(Flaake,1993:11)。亦即,女兒藉由女同性戀的幻 想,達到了她一直慾求與愛戀的母親那裡,經由愛戀關係,她可以重新 獲得母親的承認,這種父權禁止的承認,是她童年以來一直想要卻被壓 抑的。

不過,Joanna Ryan對Chodorow這種母女戀的模型也有所批評,它忽 略童年客體關係以外,其他時期包括青少年期對性愛態度的影響,並 且,將女同性戀愛看成是母女之愛的延伸,似乎是太退化,太輕蔑了 (Ryan, 1992:181)。

第二節 Julia Kristeva

A.主體的分裂(增生)與遺忘--'spaltung' 女性在從事母職時,是否有助於建立女性認同,或型塑女人的主體

性,Kristeva的答案是肯定的。Kristeva認為,懷孕會使女人經歷主體的分 裂(或增生)7(Kristeva, 1981:206)。在這裡,原文的'spaltung'意指'splitting & cleavage',即主體如細胞分裂般,不只分裂,亦有增生之意。西蒙波娃 也說:「孩子是她的化身,是另一個自我(alter ego)」(de beauvoir, 1992:117),而懷孕的女人「她沒有真正創造小孩,小孩在她身體內自我創 造,她的肉體只能繁殖肉體,無法創造一個存在,這個存在一定要自創」 (ibid:95),因此,女人在懷孕時經歷的主體認知,必定不是以單一形式存 在的,另一個主體自她身體內生發,和她的主體認同有密切關聯,卻又 不受制於她。這正是細胞分裂式的主體增生與分裂。這樣的母親主體建 構,必定不同於單一、獨立等性質的個別主體的建構,反而是朝向女性 主體的不確定、可置換、非控制的關係性主體,甚至是「自我的遺忘」:

7原文是 'Pregnancy seems to be experienced as the radical ordeal of the splitting of the subject'. 28

另一方面,小孩的到來,致使母親陷入迷陣,使她經驗到,沒 有小孩,她幾乎無法遭遇道:對他者的愛。那不是為了她自 己,不是為了和她相同的生命,更不是為了和「我」融合(愛或 性的激情)了的另一個人。而是緩慢的,艱難的,但卻是溫和、 懇切傾聽下的愉悅見習,遺忘了自己8。(Kristeva, 1982:206,筆 者譯)

B.母性時間(maternal time) 女人對時間的觀念,不同於男性的「線性時間」(linear time),女人

由於生理上特別的具週期性的節奏,如月經、懷孕等,使女性對時間概 念的建構是偏向週期性(cyclical)或紀念性(monumental)的母性時間 (maternal time),因而在母職中所建立的女性主體性是重複(repetition)與 永久(eternity)的。(ibid: 191; Moi,1981)

這樣的談法並不全然是本質論的,因為它產生於母職經驗,亦即, 男性亦可能由母職經驗中獲得這些新的特質,因此,歷史不必然非走到 目前的父權階段。不過,Kristeva所說的母性時間,是由女人的生理週期 性所形成,男人除非也可以經歷這些,否則是不會有”cyclical” 和”monumental”的特質的。如果是採用Firestone的主張,將生產、育兒全 歸諸國家、政府,那麼,就沒有母性時間的產生,人類的時間概念將全 屬「線性時間」。那麼,反過來說,如果男性也可以經歷懷孕、哺乳與分 娩呢?這讓我想到劉怡明女導演拍的「袋鼠男人」。在座談會9時,劉導 演雖然指出她拍這部影片的目的是呈現一種性別角色的倒置,從倒置中 突顯女人生產責任的重大、壓迫與辛苦,以及原著用意中,單純的因為 丈夫對太太的愛(還有丈夫對科學實驗的信仰及個人科學聲望的投資)而

8 原文是’The arrival of the child, on the other hand, leads the mother into the labyrinths of an experience that, without the child, she would rarely encounter: love for an other. Not for herself, nor for an identical being, and still less for another person with whom 'I' fuse (love or sexual passion). But the slow, difficult and delightful apprenticeship in attentiveness, gentleness, forgetting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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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太太從事此事,代她受苦,然而,就Kristeva而言,這樣的倒置將 導致時間認識論的革命性改變。

C.女性自戀(female narcissist) 母職,可以被視為女性自戀的一種方式。在母職經驗中,母親並不

視小孩為一個「他者」(Other),反而是她自我(ego)的延伸 (Kaplan,1983:203)。Kristeva認為,藉由生育,女人和她的母親緊密關連 在一起,她就是她自己的母親,她們成為自我區辨的「連續相同體」(the same continuity differentiating itself),她亦實現了母職的同性戀切面,經 由此,一個女人可以同時更接近自我內在的記憶(instinctual memory),更 具開放性,更有否定社會牽制的能力(Kristeva,1980:239)。

對Kristeva而言,母親的身體是所有女人之所欲 (aspire),母職使女 性和她的母親團圓10,女人成為母親的時候,可以和她自己的母親達到一 種「完全認同」(total identification),Kristeva在這邊補償了異性戀所不能 提供的性慾位置(Kaplan,ibid)。

但是,女性習於在男性的注目(male gaze)下校正自己的性慾位置的情 況下,我們如何掙脫這種不平等呢?自嬰孩期起發展母親與小孩間交互 的、愉悅的「交互注目」(mutual gazing)可能是一種出路。當母職到如今 已被父權「吞併」(annexed)到如此嚴重的程度時,Kristeva提醒了我們, 它還有一些尚未被、或不能被父權穿透或顛覆的部份(ibid:205)。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母職確實可以是另類主體性與認識論的 生發場域,從根本上不同於父權世界的運作模式。接下來我想再繼續探 討,這些不同的主體性與認識論,可以實現出什麼樣的女性特有方式。

9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九日,劉導演於女書店所主持。
10 原文是"the reunion of a woman-mother with the body of her mother",(Kristeva,198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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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退讓/蛻讓」與母職「珍貴/基進」
         元素

對於現在已經進入家庭,身為人母的女性,我們要如何在她們的母 職實況(fact)中,尋找女性主義的實踐可能呢?尤其她們是處在不可擺脫 的社會脈絡之下?如果以反對母職的女性主義立場來看,女性進入家庭 並且成為母親,簡直是一種退縮與自我放棄,她將公共場域裡一個獨立 女人的自我實現放棄,成為附屬在丈夫、小孩身後的某太太、某媽媽, 一種相對於他人存在才有的身份(identity),為丈夫、小孩的成就與發展忙 碌。禁錮在瑣碎浩繁重複的家庭事務當中,越來越無助,以致失去自我 與自我肯定的價值。

我們把處於這種狀態的女性對比於處在退讓狀態下的被殖民者,並 在父權意識形態居支配地位的脈絡之下,將女性讀成被男性殖民與支配 的觀點來看,新近的後殖民論述提供了我們出路與希望。李丁讚(1996a) 在論證香港電影以一種邊緣帝國的姿態向亞洲各國擴張時,其擴張方式 不同於舊帝國的「併吞」, 反而是「以其擴張對象的地域文化為主,把 自己融入他者之中,甚至以他者為貴為尊」(ibid:8)的蛻讓模式(yielding)。 這種具以發展出另類方式的基礎,是源於香港的被殖民經驗。 Taussig(1993:46)接續Adorno和Horkheimer對啟蒙以來具侵略性的科學發 展提出的反省,認為模仿(mimesis)作為知識生發的起始方式,應該可以 導引出一種對環境退讓(yielding),沈浸而迷失自身的自我狀態(the self losing itself, sinking)的退讓認知模式(yielding-knowing),而不是主動侵略 地控制與操弄周遭環境。這種模式是積極與消極的混合體,在消極方面 它具有退讓至死亡的本質(Taussig引用Freud,1905:192),積極方面它卻是 創造知識的方式。消極性的「退讓」只是自我消失,融入他者;積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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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讓」則與他者對話、融合,產生一種超出原來的自我與他者之上的新 整合形式,是一種以退為進的解決方式。

李丁讚(1996b)更直接引用Nandy及Homi Bhabha對印度殖民的討論。 Nandy認為長期的殖民苦難,使印度人的自我中已融入他者,在主奴的互 動中,主人只把奴隸當作一種「物」,奴隸卻必須隨時以主人的心來看待 自己並衡量事物,因此奴隸比主人具有更高的認知秩序。Bhabha則認為 被殖民者在模擬殖民者的語言文化時,往往攙入其原有文化特質,因此 產生文化變種,是一種新的融合(ibid:3-4)。以此來解釋慈濟佛教團體在 去殖民之後,成為一個多元文化融合體,這與團體領導人證嚴法師個人 的「被殖民經驗」有很大的關係。亦即,「長期的被殖民經驗,的確會產 生殖民地文化原質的消失,但經過去殖民的努力,殖民地卻可能產生新 的文化組合」(ibid:29)。

後殖民這樣的談法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對母親而言,她們在某種 程度上可視為被殖民、被支配的弱勢,在父權意識形態霸權底下的成長 跟認知經驗與認識方式,導致主體性的扭曲,與另類認識論的淪喪。所 幸母職場域內仍有很多父權體制無法滲透或顛覆的部份 (Kaplan,1983:205),也因此是可以萃取女性原質的最佳場域。習慣「退讓」 於家務勞動中的主婦,是否也會發展出「蛻讓」認識方式下的新融合物 呢?

我們來看「蛻讓」與「關係性主體」的關係。女性較容易具有關係性 的主體,因此我們在女性身上較容易發現體恤(empathy)、關照(caring)、 養護(nurturing)、犧牲(sacrificing)等特質,並稱之為陰性特質。也由於女 性的主體較具浸透性,易於與他者融合,以他者為中心,更使女性易於 以退讓的方式與周遭相處,包括人與環境。這樣的退讓與出讓主體,如 果和同具此主體性的女性相處,就會發展出無分彼此、相惜相愛的姊妹 情誼(sisterhood),如果和具明確主體邊界的男性相處,則因己身的出讓, 女性變成沒有自我、被支配的弱者,因此發展出的是支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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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ion)。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人類不應再剝削他們的「大地之母」,如 同男性剝削女性、強勢剝削弱勢一般,反而要去撫瘉照看(healing)我們賴 以為生的地球,也是基於女性對他者的關照特質所發展出來的思考。而 女性這種滲透性、可出讓的主體,表現在研究方法上的改革,就是女性 主義方法論的形成。她已經充分應用到各學科,其原則通常是要求研究 者以被研究者為中心,並發展平權的關係,避免對被研究者的支配。

母職所培養出的「關係性主體」,還可以用來詮釋女性科學的操作方 式。Keller(1983)替諾貝爾獎得主Barbara McClintock所寫的傳記:"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台灣版「玉米田裡的先知」,唐嘉慧譯,1996) 描述她發現遺傳基因的重要理論,其研究方式是將自己融入玉米之中, 「感同身受」玉米(傅大為,1996),甚至沈浸到以為自己是染色體,有別 與男性取向的主客對立的科學研究方式。那是「一種實際的、萌芽形式 的、很細心觀察的母性之眼的認識方式」(Belenky,1986:277)。Carol Gilligan在研究女性道德發展的重要貢獻"In A Different Voice"(1982)一書 中,主要採用了Chodorow關係性主體的觀點(Eisenstein, 1983:160),認為 女性之所以在Kolhberg等人製作的道德量表測量下,屬於道德低度發 展,那是因為到道德量表的設計不適用於女性。因為女性的道德感是建 立在與他人相連的責任上,而男性由於是分離與獨立的主體,所以他們 表現的道德是一種權利的均衡,即所謂公平正義(吳瑞媛,1990),而這正 是現在主流的道德觀。

如前面所述,處於退讓狀態可能衍生融合的新方式之外, 被支配的 「弱者」,由於本身承載強勢給予的編派(things assigned),反而具備使 世界更完備、更健全的部份。Jean Baker Miller(1976)發展的女性新心理 學,主張男性不只壓抑性而建立文明,他們也壓抑女性,將全人類經驗 裡的一些不可控制的、脆弱無助的面向編派給次等者,並給予貶抑的價 值,所以男性被說成是理性的(rational),女性是感性的(emotional)。但不 可否認的是,感性是人類生命的基本面向(essential aspects),同時也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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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抑與不被發展處理的面向,所以被編派的女人反而擁有可以使人類社 會更健全的決定性技術(crucial human skills)。Miller因此判定當時的精神 分析應是處理男性的問題,女人不需被精神分析「治療」,相反的,我們 必須重新發展為女性而設的女性新心理學,重新挖掘那些被壓抑、被忽 略、被埋葬的質素(Eisenstein,1983:63-65)。

Sara Ruddick(1980)也提到了所謂「弱者的美德」。母親在從事母職 時,面對深不可測的自然力,認識到生命的脆弱易傷,因此採用「謙卑」 (humility)的態度面對自然,並且也認識到她所要維持的生命個體是無法 控制的、獨立的存在,因此而發展出屬於「不確定」(uncertainty)的認知邏 輯,對因果關係或情境發展採取較不確定的態度,因此顯得她們的人生 觀或態度是「混亂」或「沒有定見」。但是,所謂「混亂」及「沒有定見」 是在一組既定標準的評定下比較的結果,這組既定標準即是主流且具支 配性的價值,亦即男性追求的「有條不紊」和「有定見」。也就是說,母 親的這種謙卑的美德原具有其價值,但因為身處於父權的支配性社會 中,在支配性社會下才扭曲了面貌。另外,母親面對一個成長、改變中 的孩子,其本身必須敏銳於改變。因此母職的學習模式不同於科學式的 學習,科學在同一情境中反覆實驗獲得不變結果時才承認其為真,而孩 子本身是個「開放結構」,不規則、不可預測,母親必須面對時時改變的 情境,接受隨時出現的情況即為「真實」,因此在認識論上,母職的實踐 提供了特殊的經驗價值(張娟芬,1991)。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居於退讓地位的母職活動產生的關係性的 主體,的確發展出了許多特出的產出,在下文中,為便於稱說,我將把 具有這類基進性質的元素,叫做「珍貴元素」。如前面所述Adorno及 Horkheimer對科學的思考,筆者認為女性這種退讓的能力,是發展出另 類科學的基礎,具認識論上的革命意義。同時,以女性這種退讓的關係 性主體為基礎還可以越過認識論而成為另類科學發生的搖籃,具有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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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觀點的功用,乃至成為顛覆父權論述的根本命題,讓人期待以這樣 的珍貴元素發展非父權之外另類模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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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本質論與烏托邦式的實踐

母職,在和女性主義理論的交互作用之後,我從精神分析初始母職 場景出發,已經說明女性在從事母職的過程,從事母職的結果,可以建 立不同於現階段父權模式的主體性,可以產生認識論層次的另類方式。 然而,這種研究取徑不可避免的要面對關於本質論的質疑。

我的理論研究部分主要是基於精神分析理論以及後殖民論述,其 中,關於精神分析的部分,我也說明了我採用 Chodorow 說法的原因。雖 然 Chodorow 本人亦認為兩性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而是來自於養育工作 偏勞於母親的結果。然而她的論述仍招致許多批評,例如試圖用單一原 因解釋女性被壓迫的起源,必定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歷史、社會、政治、 經濟、種族等面向的原因,也無法回答來自這些面向的差異性。更何況 Chodorow 認為這種心性發展具有跨文化事實,因此具有普同性 (universal)。這樣的理論,被後來的研究者批評是「精神本質論」(psychic essentialism),因為它意指普同的、兩性差異的根本,僅來自精神分析方 面的原因,因此也是一種「本質論」(Segal, 1987:142; Gordon, 1990:45)。 Lynne Segal (1987)以英國男性為例,說明英國近年來男性也必須表現出 對時尚流行、養育小孩的興趣,更被鼓勵要表達情緒、注重女性的需 要,也就是越來越「女性化」了。然而,男性的優勢特權仍然存在,這就 說明了兩性差異不是心性的問題,而是權力關係運作的結果(ibid:143)。

即使如此,我的研究立場是不是「精神本質論」仍不是重要的。我仍 然可以同意,Chodorow 論述「兩性差異是由撫育責任不平衡所造成」的 論述方式不是本質論,因為我認為徹底的本質論是不問原因,只因兩性 在生理上的不同就被編派各種「特質」。可見,在什麼程度上才叫做「本 質論」,到底單一原因論是本質論,或者生物決定論是本質論,這是可以 繼續辯論的。其實,許多對 Chodorow 的其他批評我也會同意,例如提倡 雙重撫育是否真能改變兩性差異,其理論是否具有跨文化的普同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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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我並不在此回應,因為我的研究並不全盤使用 Chodorow 的理論, 我所採用與注重的,是她對初始母職場景的建構,以及她不同於 Freud 立 場的啟發性觀點,例如「關係性主體」。換言之,我是擷取了「關係性主 體」這樣的概念,來發展我要回答的問題的答案。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母 親和小孩的互動當中,有多少從來沒被說出來,甚至沒被想到過的可能 性。透過 Chodorow 和後殖民論述,我認為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必須 被挖掘,被賦予語言,把它說出來。甚至,從我的論述方式,也可以推 論出這些可能性並不僅存在於母親和小孩之間,當父親也是小孩的主要 撫育者時,他也應該具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些還沒被說出來過的可能性,就是我所謂的「珍貴元素」,它之所 以珍貴,是因為它可以衍生不同於父權世界的運作方式,因而具有女性 主義實踐上的意義。因為不同的女性主義實踐,其對抗目標都是父權,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從事母職,也可以是實踐女性主義的一種方式。只 是,即使發掘出「珍貴元素」,從「珍貴元素」的狀態到能夠在實際層面 上改變父權世界仍有一段很遠的路,但是,女性主義的奮鬥不都是這樣 子嗎?我總是可以做一些先期的工作的。並且,對於那些已經是母親, 而想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女性,如果讓她們知道,作母親也是一種實踐女 性主義的方式,那不是多一種實踐的選擇嗎?或許,已經有一些女性是 這樣了,她們以「母職」作為實踐女性主義的方式,而女性主義還沒想過 這樣也可以實踐,更還沒有用這樣的觀點去認識這群人。

個人的日常生活,真的也可以作為一種實踐嗎?通常,最具體、最 看得到的「實踐」,應該是在法律、政策等較實際的社會經濟層次落實理 念與主張。然而我在這裡所探討的「實踐」,是在這樣的層次之外,思考 由個人日常的生活操作所「逸出」的一種變革的可能。這並不是說由個人 去對抗整個體制,而是當個人生活在客觀既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下,產 生問題、產生不平等、產生壓迫時,改變的重心除了放在客觀條件的改 進,訂定更好的法律與政策之外,我們也可以思考主觀的操作「逸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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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限制的可能。這種「逸出」正是超越一般的歸納或想像,跳脫出原有的 框架與邏輯,具有豐沛的潛力,雖然微弱,卻是點燃改革者創造性思考 的星星之火。

客觀限制的龐大對比於主觀「逸出」的細微,使這種「實踐」不可避 免的像是「烏托邦」式的陳述。我因此必須用「烏托邦」式的實踐來歸類 我的論述。不過,這似乎也不是太壞的事。雖然「烏托邦」的完美與現實 的差距,使它常因難以實踐而被嗤之以鼻,但是,難以實踐並不是顛倒 妄想、不合情理、不能達成。我認為,「烏托邦」應該被看成是冀求改革 者最終極的渴望圖像,也是推送現階段改革理論與對策得以不斷湧出的 活水源頭。

在實際生活當中的接觸後,我發現以母職作為女性主義實踐的一種 方式,是必須有條件的。多數的母親,仍被限制在母職的痛苦勞煩當 中,在她們身上,「珍貴元素」恐怕已經被壓迫磨損殆盡,難以發掘,她 們個人也難以此作為女性主義實踐。而有極少部分的母親,她們卻示範 出了「珍貴元素」,甚至包括我沒想到的部分。在下一個部分,我將把這 些例子一一陳述,試圖尋找及區辨母職可否作為女性主義實踐的因素, 並釐清父權體制運作的痕跡。我希望做的事情是,除了在理論部分推演 出母職作為女性主義實踐的可能,同時在實際生活中,做一個實際操作 來支撐我的理論工作。並且也讓「珍貴元素」這個看似抽象,烏托邦的概 念,落實在實際母職生活的觀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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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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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做一個母職的實際研究來和理論對話

浸淫在理論論述當中,演繹思索了母職的可能性後,接下來同樣重 要的另一半工作,即是進行實際的田野研究,看看理論的聲稱,與實際 經驗之間的印證與差異。因此本研究接下來的工作,便是思考田野工作 如何進行。

第一節 研究主題

顯然,在前面的研究裡,我一直想問的是,女人在所謂私領域的家 內,和孩子的互動裡,是否存在任何珍貴質素,可以作為女性主義實踐 的基礎?我一直試圖證明的,是「珍貴元素」可能存在,存在於實際的母 職經驗中,而這卻是女性主義實踐尚未注意到的部份。

目前台灣婦女研究關注的焦點,以最近成為顯學的婦女與社區參與 (曾繡雅,1995;邱育芳,1996;陳來紅,1993;陳艾妮,1988)、婦女與公共空間 的研究及論述為例,仍然是聚焦在家庭之外,討論婦女所接觸的各種問 題,類似於我的討論角度的,幾乎沒有。因此,本文接下來的研究主 題,便是希望進入母親們的眼界,和她們密切往來與交談,過程中用關 係性主體的觀點,存心於珍貴元素的發現,期望能談有所獲。並且,在 詮釋經驗時,分辨女性經驗與父權體制的攪擾糾纏,之後回答女性主義 家內實踐如何可能。並且,也可以回答公共領域裡的實踐成果,如何提 供外界資源給家內母親的實踐,亦即回答公私領域女性主義實踐的關 連。

第二節 關於方法論

我採取的研究方法是人類學方法中的「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 關於這兩個方法,目前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已經廣泛被運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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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贅言介紹。但是,我想補充的,是這兩個方法運用在我的研究中 時,另外必須注意的一些女性主義方法論方面的問題。

1.研究者不可豁免的焦慮
當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hip)的關注介入學術研究領域,成為學術

政治立場考察時的主流焦點,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政治正確關係成為 每個研究者所面臨的第一個議題。怎樣讓被研究者「說話」,研究者如何 記錄與詮釋,而能避免所謂「利用」、「支配」、「篡奪」,至少在方法 論上造成了革命。而當女性主義對一向只呈現男性觀點的學術成果與以 男性為中心的學術領域提出性別正義的批評時,女性主義方法論就特別 呈顯對權力關係政治正確的要求及焦慮。所以當女人要去「研究」女人, 我們不可避逃要特別在研究方法上做一番要求與反省。

2.被研究者經驗只是研究者觀念的再現與假設 「再現」是一個不能忽略卻也難以避免的問題。我們以印度的女性後

殖民批評家G. Spivak為例,來呈現此問題的尖銳。一九八○年代以印度 菁英為主的「下層民間研究群」,認為菁英的歷史撰寫無法表現未被殖民 者徹底支配的民間觀點,因此希望重寫歷史,致力於發掘民間的聲音(劉 紹華,1994:29)。但由於研究者的身分和經驗的限制,而出現所謂的「下層 民間歷史只是菁英觀點的另一種再現」的爭論。Spivak批評下層民間的意 識亦可能只是這個研究群在方法論上的假設,並且無可避免地將下層民 間客體化,任何菁英所聽到的下層民間的聲音,都是他們選擇要聽的, 選擇的理由皆是相應於菁英們的權力和政治投注(ibid:36-43)。而女性受 到的是雙重的壓迫,非菁英或底層女性的聲音被抹殺,「從來沒有遇到女 性聲音—意識的證明」,「下層民間的女性無法被聽到或讀到」 (Spivak,198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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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vak提出的尖銳批評,廣泛包含了殖民/被殖民、菁英/非菁英、男 性/女性三軸向度,對於政治立場的檢視可以說是撒下了天羅地網。當我 們將研究對象鎖定為主婦媽媽時,不可避免地要在菁英/非菁英,甚至是 男性/女性(女性知識份子的男性學術傾向)兩個向度上做慎密的思考, 並尋找政治正確的研究方式。

但是,要在實際研究時達到這樣的要求並不容易,如果把Spivak的批 評看成過於嚴苛以至難以實踐,不如把它讀成是做研究時,時時警醒自 己的態度與期許。如同Spivak所言,「把下層民間的附屬性帶進霸權的領 域時,必須一直在定義上保持和科制(disciplinary)史家異質(heterogeneous) 的努力」(劉紹華,1994:38)。我們永遠不是異己本身,我們只能以最大的誠 意趨近、再現異己。

3. 女性主義心理咨商的建議 女人和女人深度對談,內容包含事件與情緒的挖掘,反應或許需要

一點分析與安慰,研究者多傾聽,被研究者多傾訴,這樣的場景讓我們 聯想到的是心理咨商。我們絕不是要去標誌在多少程度上,研究者和被 研究者是一種咨商關係,而是試圖在心理咨商理論中,尋找可以作為訪 談原則的借鏡,從善於傾聽的專家那裡,學到更加深化自己洞見(insight) 的能力。尤其是女性主義的心理咨商觀點。

傳統的心理咨商方法中,咨商者(counsellor)對案主(client)而言像是隱 身的,只有在專業需要時才露出耳朵或是嘴巴,他們不顯現自己的性 別,不涉入事件與情緒。案主對咨商者而言像是透明的,但案主通常不 了解和他們談心事的是誰,反正就是一個「專家」罷。女性主義觀點首先 便批評咨商者的這種隱身,認為它不斷製造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因此女 性咨商者首要做到的是自我現身(self-disclosure)(Howard,1986)。Worell和 Pemer(1992)就提示了女性主義心理咨商的三個「定律」:一、個人的即政 治的。這是女性主義有名的號召(slogan),強調外在社會條件及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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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性的處境與遭遇之間的關連,用Rich的話來理解,便是社會體制 (institution)造成女性的壓抑。因此在咨商時,要鼓勵案主對抗不利於她的 環境,而不是去適應(adapt to)。二、發展平權關係(egalitarian relationship)。女性在社會中的壓抑已經既多且深,不需要在咨商時在專 家的權威下複製壓抑。咨商者的信念應是,案主是他們自己的專家,咨 商者只是協力者。彼此分享相關的經驗、價值關、職業信念、技術,使 案主清楚自身在咨商時的境況,決定接受與否。正視、接納案主的情緒 及情感、甚至是對咨商者的怒氣。三、褒揚(valuing)女性觀點。以女性自 身的經驗來自我定義(self-defined)女性特質的價值,例如體恤(empathy), 滋 養 (nurture) , 合 作 (cooperation) , 直 覺 (intuition) , 互 賴 (interdependence),注重關係(relationship focus)等,以和平協商取代競 爭。

事實上女性主義對傳統方法論的批判,不外乎著重在研究互動上的 權力關係以及如何重現/重建女性主體,各個學科都有對此議題的探討 (Harding, 1987),上述的三個定律即是女性主義方法論在心理咨商領域的 影響,同時也是考慮女性主義方法論的通則。

4.人類學的一個範例 書寫女性生命史反應了人類學質化研究的走向,也是七○年代以來

女性中心觀點在人類學的表現。哈佛大學在六○至七○年代之間進行非 洲!Kung布須曼人研究,其中Majorie Shostak做出了婦女生命史記錄的示 範研究,並完成"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1981)此著名 的民族誌。Shastok在田野地待了二十一個月,學習語言、觀察記錄,尋 訪女性報導人,從她自己的耳聽眼見描繪!kung女性的生活圖像,以及她 們在!Kung文化社會脈絡中的位置。她最後決定的呈現方式是選定一個名 為Nisa的女性作為代表,把她個人的經歷重新放回!Kung的文化脈絡中檢 視。選定Nisa的原因是由於Nisa的敘事能力(narrative ability)。訪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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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童年至青少年的記憶、和他人的關係、婚姻、孩子出生,還包括她 的夢境、對未來的想法、對死亡的感覺,以及她覺得對她而言重要的事 情。

在田野當中和報導人這樣密切的互動,Shostak意在建立推心置腹 (confidential)的互動關係,但這並不表示她要向Nisa解釋所有的研究計 劃,但也不隱瞞自己的研究記錄立場,所以她簡單卻誠懇地告訴Nisa, 她希望分享她的故事,以便其他女人可以從中學到什麼。田野工作即將 結束的時候,她們已是姑姪相稱,臨去,Nisa送了自己的手環給 Shostak,並交代一些情深意重的話。田野情感如此沈重,研究者的位置 這樣模糊交纏,但成功的研究者卻必須進出自如,其中的分寸是看各人 的拿捏。不過,Shostak在民族誌中也告訴了我們她的想法,她和Nisa算 是朋友,但不是好朋友,Nisa並不關心她的私人事務。這種冷靜的態 度,有助於田野的進出。研究者保持冷靜,那麼在和報導人這樣若即若 離的關係下,才不致掉入濫情的泥沼。

5.「增能」(empowerment)的互動情境 談到弱勢團體的議題時,除了解析壓迫如何形成之外,思考如何促

使處境改善是更積極的談法,而處境的改善首重弱勢者本身的「增能」 (empowerment)。例如前面Worell和Pemer的女性主義心理咨商觀點便強 調是女性的empowered模型。在我們的研究中,訪談的進一步期望便是如 何觸發受訪者的增能機制。研究者專長於社會文化因素的分析,受訪者 是她們真實經驗的專家,因此研究者應嘗試如何在受訪者的處境中尋著 施力點,觸發她們源於自身經驗的新詮釋、新體會,因著對自身處境的 瞭解而產生的自信,才是empower的堅實基礎。相反的,研究者必須避免 將自身的價值觀「灌輸」或「填鴨」在受訪者身上,造成更多的不適與壓 迫,於此,當代批判教育學的發展在此有值得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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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附錄四)已經不再是探討傳統式的教 育方法如何執行了。傳統的教育方法強調如何「教會」學生讀或寫,使他 們具有讀寫能力(literacy),教師採取的方式是單向式的,輸出式的,像是 傳教士或說教者、演講者。然而,批判意識進入教育學之後,原來的教 育概念產生變革,一種注重如何培養批判讀寫能力(critical pedagogy)的教 育理念成為主流,認為所謂的「讀寫能力」(literacy)」,應被視為一種 解放論述,提供希望和改造的語言 (language of hope and transformation),因而可以用來分析、挑戰或轉換日常生活的主流、壓迫 卻隱藏的意識形態(Brady,1994:142)。

這種使受教者更具權能的教育學(pedagogy of empowerment)發展,主 要源自於巴西教育學家Paulo Freire的啟發。Friere認為,對於已經具有豐 富生活經驗的成人來說,教導他們新事物不如讓他們從回憶自身做起, 從熟悉的事物中建立新看法。在實際的課程操作上,必須做到以「合作 者」取代「老師」;「對話」取代「講課」。教育者的角色基本上是進入 與學習者對話的角色,在明確的情境中,提供他們自己教導自己的工 具,不是由上而下式的,而是由內而外,由他們自己。(Freire,1994:48)。 令人驚喜的是,他的操作使參與者從原先對自身處境感到宿命(fatalism) 或冷淡(apathy)的「文盲」(illiterate)狀態,變成充滿自信、相信自己可以 改變世界的積極狀態(Freire,1994:48)。這種批判性讀寫能力的養成,就是 被壓迫女性開始具有女性主義觀點與語言的時刻。

6.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態度 在對研究方法和研究態度做了這樣的探索反省之後,我希望以政治

正確的研究態度進入田野。在Spivak的批評脈絡之下,承認對報導資料 的「擷取」、「運用」是為了研究目的服務,呈現出的是研究者修飾後的 真實。但同樣的,我將期許自己用最大的誠意與體會(empathy)去傾聽, 試圖建立平權的訪談關係,以「個人的即政治的」觀點進入報導人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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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在經驗中尋找女性的自我肯定。並且,我將參考Shostak的訪談內容 以及研究態度,期能沒有太多負擔地進出田野自如。當研究者的現身 (self-disclosure)造成女性主義觀點進入報導人經驗時,希望是一種Freire 批判教育的互動方式,empowerment的結果將是女性主義落實實踐的初 步。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介紹

訪談將依循以下三條主軸進行,一、在經驗中尋找所謂母職的珍貴 元素;二、透析壓制女性原質與女性愉悅母職經驗的父權體制(institution) 及其機制;三、empowerment的嘗試。之後,重新回來省思「退讓」/「蛻 讓」、關係性主體在母職經驗裡的意義,進而與女性主義理論進行對話。

正因為這樣的訪談內容,因此在對象的選請上,必須考慮談話時容 易進入密切互動情境的對象。這一點和傳統的人類學方法不同,因為研 究者不再是到一個不熟悉的地方和初次認識的對象慢慢磨出兩人可以據 以交談的「語言」。不過在互動深度上,我的研究要求可能更深入。因 此,我在選請報導人時,優先以熟識的人,包含親戚、朋友、同學等作 為訪談對象。當然,我也不放棄任何可以認識其他母親,以及和她們交 談的機會。

在我的訪談過程中,首先參加了一個「媽媽讀書會」,成員大約三十 到四十人,在其中接觸了四位母親;另外參加附近社區的活動認識了五 位;其他以私人網絡訪談到的媽媽有十三位,包括兼差工作關係認識的 三位;親戚五位;朋友五位。因此深深淺淺接觸與訪談的,總共有二十 二位。在各個接觸過程中,和我不太熟悉的對象,當我試圖探觸所謂她 們的「真正的感受」時,她們或是輕描淡寫、或是語多保留,或是岔開話 題。有些則是在接觸一兩次後,因為無法談入「核心」,就打住暫停了。 並且,在不熟悉的情況下,受訪者常將訪談情境布置得像在待客,排除 其他家人,因而很難看到她和小孩及家人的互動。因此,整理資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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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刪節節,最後用假名呈現的只有九位。其他的報導人雖不是我故事中 的主角,但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多的。和她們的交談中,我一次一次地釐 清我的問題與關懷,也一次一次增加了我對母職經驗的認識力。

這九位報導人中,有四位親戚、五位朋友。選用她們的資料還有一 層考慮是,她們的背景類同性較高,年齡都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教育 程度也在大專以上,其中有三位是碩士。這樣的共同背景表示她們都或 多或少聽過、看過、甚至想過、反應過女性主義思想與論述。這點在我 做分析時,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基礎。

另外,實際訪談中也衍生出了一些「特殊方法」。第一個是「等待 法」。對許多報導人而言,重要生命事件的發生是無可預期的,例如離 婚,辭職等等。而這些重要事件的發生也常常是她們面對自己,重新省 思與抉擇的時候。對我而言,這些時刻則是訪談的好時機。因此,我用 了較長的時間從事田野工作,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在此。不過,這並不 是事先知道而如此設計,反而我是有點無奈而必須如此。因為可以深入 的報導人不可多得,而為了某個問題另外尋找對象又有不熟悉的困難。 幸好,在沒有花太久的時間下,我終於「等到了」可以寫出一些成果的時 候。原本,在我一直找不到理論裡「預言」的某類母親時,我都要放棄而 寫下「否定」的結果了,一位報導人突然的出現在我面前,改變了我的結 論。

另一個是「涉入法」。前面方法論的討論裡,提到研究者的現身以及 被研究者的「增能」,因此我在訪談時,對於她們的困擾,也不時地提供 女性主義觀點的意見,例如幫忙釐清離婚與否的考量、辭職帶小孩的好 處與風險、肯定自己帶孩子的成就等。不過我是在記錄了訪談的後期, 才進行這些涉入,因此訪談資料中的母職經驗,未經此影響。然而她們 是否真的經由我的一點點觸發,而 empower 了她們自己,則因為訪談已 經結束,還沒有機會繼續觀察,或許這是下一階段研究的課題。

  在九位報導人中,有一位因為遠在美國,因此是用「電子郵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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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的。雖然這樣無法「參與觀察」,但由於這位報導人是我認識了十幾 年的朋友,並且也在研究進行之初拜訪過她,因此較沒有這方面的問 題。反而由於這樣的老交情,我可以很輕易地比較她當了母親後和年輕 的她有什麼不同。而「電子郵件」法還有一個優點,因為書寫常可使人沈 靜下來,獨自面對自己,也使人願意探究內心,用詞也比較赤裸與直 接。並且,和當面交談比較,思緒較不容易被打斷。這是我後來又當面 訪問她時,明顯感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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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母職情境

在我結束訪談後,我從這幾個報導人的經驗歸納出幾個切入點,這 些切入點,也是我所能聽到的幾個影響母職快樂與否的因素。下面,我 將報導人的故事與這幾點做穿插描述,這樣可以呈現母職內容的差異變 化與這幾個因素的關連性。

第一節 不滿、報復與自主性

不快樂的母親有很多,不快樂的母職甚至使女人的心理狀態、處事 價值變得矛盾扭曲。而不滿與報復是其中一種典型。不快樂可能來自各 種原因,如婆婆的壓迫、夫妻感情不好、生育不在自己的計畫中等。我 在這邊舉出兩個例子說明。

茱麗才三十幾歲,受過大專教育,但她的婚姻卻像是上一代人的婚 姻,或許可以說是剛巧來不及跨過「現代化」門檻的那一樁吧。茱麗切斷 且隱瞞自己初戀以來未變的戀情,遵從父親的選擇,嫁給一位有身份地 位的相親對象。婚後近十年仍然必須吞忍婆婆的辱罵與折磨;婆婆年輕 就守寡,先生是婆婆領養的獨子,因此婆婆對先生的佔有欲,以及對她 們的干涉就很嚴重,常常扭曲事實硬叫茱麗吞忍。茱麗和先生之間沒有 隱私,晚上睡覺時的房門仍然為婆婆開著,初婚四年便連續為夫家生下 三個孩子。真是難以想見,是怎樣匆匆忙忙的過程才能完成這樣的「使 命」呢?由於先生也是奉守中國傳統男尊女卑價值觀的男性,因此並不能 給她什麼支持,婚後她也一直努力扮演傳統聽話的妻母角色。這樣一位 順從忍讓的女性,結婚十五年後,終於有勇氣用這段過往來告訴我,她 和她先生其實是沒什麼感情的。最近因為先生有外遇,她鼓起勇氣要脫 離這段婚姻,也因為這個機會,她得以細細檢視,十五年來的主婦生 活、媽媽身份,跟自己似乎是完全疏離的,她一邊扮演妻子、母親,也 一邊尋找情感即精神生活可以投注的對象。結婚以來她先是狂熱地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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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影星,動用她先生以外的所有金錢、人脈去蒐集相關的報紙、雜誌、 照片、錄音帶等所有的和偶像有關的東西。偶像熱退了後,又一頭鑽入 電動玩具,做家事一有空閒,便帶著大把的硬幣往電動玩具店跑,打電 動的技術練得高超後,反而成為她暫時的成就感來源。之後是瘋狂地蒐 集洋娃娃。我認為茱麗是藉由投入與現實脫節的事物,來平衡對現實生 活的麻木。

我問她,那孩子呢?「反正已經沒有好好教了!」她說。她常常很 暴躁又缺乏耐心地吼他們、處罰他們,畢竟四個孩子年齡太近了,一起 鬧起來的時候很多,也缺乏長幼觀念。她必須如此才能一次對付四個。 孩子的爸爸又幾乎是不管小孩的。茱麗也很任性地只疼愛其中一個小 孩,明顯到其他三個都因為她的偏心而結成弱勢連線,也因為在低期望 下成長,他們的生活習慣、待人接物、在學表現都有低成就傾向。「反正 我不期望他們,他們也不期望我了」。我有點擔心地想,難道這是茱麗下 意識裡在向壓迫她的婚姻報復嗎?她卻告訴我,離婚了或許她會念著孩 子,但如果為了小孩硬要她留在婚姻裡,「那我可能會報復在他們四個身 上」。

我想,像茱麗這樣不愉快的母親可能有很多,只是每個人的原因不 同,而茱麗是集合了許多不愉快的因素,因此更加痛苦。她和孩子的關 係受到這麼多干擾,當然沒辦法好好經營。在茱麗身上,我們看到的是 被父權價值穿刺扭曲的典型。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被要求作為有效率 的生產工具,婚姻節奏與秩序沒有自己置喙安排的餘地,除了順從還是 順從,唯一能作主的,僅只是脫離現實的寄託,而且不敢讓先生知道。 任何女人,在這樣孤立不能自主的處境下,四個近齡的孩子又總是吵鬧 爭奪母親,我想女人在其中感受到的絕對不是喜悅,更何況期望能從這 喜悅當中獲得什麼。也就是說,當孩子的來臨不是自己所計畫或期盼 時,母職的喜悅還剩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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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芬的不滿可能就是因為這樣。雪芬不像茱麗那樣悲慘,她和先生 大學時就戀愛,然後結婚,婚後沒有小孩之前也享受過甜蜜的兩人世 界,婆婆也待她很好。但是,她對養育小孩的態度是勉強與力不從心。 第一個小孩的來臨就不是在計畫中了。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是頭胎, 又是在婚姻裡,似乎找不到理由支持自己抗拒這個小孩的來臨。也因 此,生活節奏一下子突然得跟著這個小孩跑,在自己還沒準備好的情形 下,勉強自己當一個稱職的全職母親。就她跟我談話的態度跟語氣,真 的是挺勉強的。她本來打算孩子帶到二、三歲自己就可以再出去工作, 沒想到第二個小孩卻在此時又意外來臨了,自己的計畫拖了又拖,到現 在,已經不太有勇氣再去找工作,但卻也非常不能滿足於專職母親的角 色。其實,就我對她小孩的觀察,她把孩子帶的蠻好的:活潑可愛,不 吵鬧,學習力強,也得到所有人的稱讚。但她不能肯定自己這方面的成 就,巴望理想的心靈和現實裡的壓抑委屈,讓她非常不快樂。她告訴 我,「有時候看到報紙上寫說,有的媽媽對小孩子做出什麼事,我覺得那 是真的可能喔,小孩子有時候真的會讓人瘋掉」;我問她,難道帶孩子一 點喜悅都沒有嗎?「帶孩子的喜悅是有啦,大概占百分之零點零零零 零......不知道多少。」那麼,不如自己去工作,孩子請保母帶呢?「我不 會想請保母帶,想想有時候自己都不免想對小孩子『怎麼樣』了,更何況 是別人」。

像雪芬這樣,即使有不錯的婚姻,但在自己毫無準備且無法作主的 情形下,母職這件事變成她痛苦與壓抑的來源,使她喪失自信,也影響 她和先生的感情(她們兩人常常爭奪不用看護小孩時的自由時間)。每次 和她聊,甚至不必聊,只要觀察她,她總是皺著眉,一臉的疲憊與無 奈,還有對現狀的不滿。我想她是無法告訴我母職帶給她什麼喜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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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茱麗和雪芬兩人的例子,無法自主(或作主)都阻礙了兩人去 發掘享受母職的喜悅。茱麗曾想在孩子上學時,做些兼差性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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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先生不同意,她也不敢置之不理。雪芬即使很想出去工作,但現在連 自己都沒有工作的自信了,更不敢開口說要花錢請保母。母職使她只熟 悉家內的事務,雖然想工作,但「就怕脫節太久,沒有信心接上去」(雪 芬語)。茱麗婚後「沒有工作的命」,她的母職成果只是義務,沒有得到 鼓勵或讚賞,長期無法自我肯定下,她甚至認為自己只是「米蟲」,就業 對她而言實在困難重重。從這裡可以看到,女人的無法自主,除了使她 們不能認同母職,融入母職外,母職本身亦使她們喪失了自信。似乎, 只有外出工作,經濟獨立,是增加她們自信的唯一方法?

第二節 職場價值與自信

這一段落中,我想談談母親的自信與外出工作的關係。除了像茱麗 與雪芬這樣嚮往以「工作為救贖」的不快樂母親,其他能享受或能自我肯 定的快樂媽媽,也一樣逃脫不了作全職媽媽或職業婦女的抉擇。下面我 想先談談幾位報導人的狀況。

芳律的小孩子是在她們夫婦的期盼中到來的。小孩出生後,芳律就 辭掉工作,關於這點,她倒沒有太多的考慮,因為她實在害喜太嚴重 了,嚴重到無法正常上班。不過,芳律想工作的心一直沒變,所以等孩 子稍微大一點,她就開了安親班,也方便自己帶孩子。本來她決定不再 生了,但是父母公婆先生都希望再添一個孩子,她自己後來也覺得想要 給老大生一個伴,就是當自己和先生都過世之後,孩子在這世上還有一 個最親近的人,所以老大八歲時,她就生了老二,兩年多來專心帶他。 那麼,這次是否考慮再就業或創業?她告訴我,「其實(專心帶孩子)一 直很悶,很不快樂,特別是孩子身體狀況變好之後,我就又開始想要工 作了」。同樣的,我再問她是否考慮託別人養,她說「孩子生下來後,妳 會覺得很愛她,捨不得交給別人,雖然我也比較喜歡自己的工作」;她又 說「我先生覺得我婆婆很粗心,小孩不放心讓她帶;他又很皮,給我自己 媽媽帶我不忍心又不好意思;托兒班對小孩的照顧並不周到,有時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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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班裡的小孩不是在哭就是感冒生病,總是不忍心把小孩丟到那樣的 地方去」。然而,芳律對工作的嚮往卻仍是那樣強烈,那天,她為了一個 暫時性的工作機會,必須坐一個多小時的火車到達上班地點,她卻用溢 於言表的喜悅跟我說:「今天在火車上時我真的覺得好興奮,那種得來不 易的感覺。妳不知道為了爭取這個機會,我要突破多少障礙」。

芳律或許是母親的另一種典型,她們擁有足夠的自主(相對於被婚 姻或孩子著鼻子走的感覺),孩子的到來是自己的期望,她也能夠享受與 肯定母職的喜悅,以及感受母親與孩子之間強烈的連帶。然而,她想工 作的慾望似乎是有點「本質」的,或「內在」的,因為她並不是要「貼補」 家用(這樣的想法隱含視女人為次級勞動力)或擁有經濟自主權——至少 就我的觀察,這方面的因素並不強烈。這樣,倒使得我們可以暫時不必 去考慮她的處境裡有多少父權價值壓迫或社會價值壓迫的問題。因此, 她的處境可以讓我們討論的,就剩下女人在兩種單純慾望之間的糾葛: 是用工作來實現自我?還是用母職來享受自我?

芳律的例子給了我一些啟示。如果我們將女人想工作這件事抽離自 父權價值(作為夫家的次級勞動力)或女性主義勸說(擁有經濟自主權及 較高的家庭地位),那麼,它也可以是女人的「天性」,並不遜於母職。 或許對女人來說,它們是等價的(equivalent)。這樣來看的話,工作與母 職可以放在天平的兩端,由女人自己選擇,那也不失是一個「女性解放」 結果。然而,現實的情況畢竟沒有這麼樂觀,反而多半看到的都是不平 衡的天平。在我訪談的那個圈子裡(或說那個「階級」),人們重視工作 成就遠比重視母職成就來得多,因此對選擇母職的女人會造成明顯的壓 迫,使她們產生懷疑、喪失自信。下面我想探討這樣的不平衡會有怎樣 深刻嚴重的後果,畢竟這樣的不平衡一直影響著多數的母親。

根據莊慧玲(1997)對「托兒」與「婦女勞動參與」的研究結果指出, 女性的教育程度、工作意願、健康狀況可能影響她們自己的就業決定, 但卻不影響是否付費托兒的意願;但是,先生的薪級及婦女自己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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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卻是決定付費托兒的重要因素(ibid:2-17)。這的確是我們常常看 到的現象,一對雙薪夫妻在決定是否請保母時,比較的是太太和保母的 薪水,如果太太賺得不夠付保母費,那當然是由太太辭職帶小孩;如果 比保母稍多,則以太太的薪水扣除保母費後,用剩下的金額和「母子親 情」秤量,看是否值得。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固然是太太的薪水較低, 她的工作也被視為次級勞動力;再加上帶孩子是女性「天職」的觀念,因 此考慮變動時就先動太太的工作。太太辭掉工作當專職母親後,有些便 漸漸喪失再回到職場的勇氣,她們雖然想,但卻對自己沒有信心。為什 麼許多婦女都得走進這個情況裡呢?在這裡,除了金錢價值作祟,竟讓 人用金錢秤量親情外,我認為「職場價值」的壓迫是主要原因。

我所謂的「職場價值」指的是認為「在職場工作或做有薪勞動是較 好的」想法。「職場價值」包含許多「細目」,包括有工作才有收入、有 工作才有社會身份(和地位)、有工作將來才有較明顯的成就(工作成 果)、有工作可和社會保持接觸、有工作才可以經濟獨立、有工作才有保 障。「職場價值」鼓勵在職場上追求成就與挑戰、突破自我,這點頗適合 男性「差異性主體」的發展(相對於Nancy Chodorow所說的「關係性主 體」),追求經濟獨立以獲得保障更是女性主義的諄諄教誨。職場的工作 可以得到這麼多肯定,但母職沒有;「職場價值」肯定家庭以外的工作, 但就是不包括母職。這樣的「職場價值」從小就不斷滲透在我們的生活和 學習中,當我們說母親的職業是「家管」時,並不認真認為那真的是某種 「職業」;當大人問小孩子長大要做什麼時,「家事」或「媽媽」也不在 大人期望的範疇內(曾有位朋友問四歲的兒子長大後要做什麼,兒子說: 「要幫媽媽做家事」,後來兒子七歲時朋友提起這段往事,兒子忙說: 「那是以前不懂事啦,,現在不是了」);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全職 媽媽」太普遍,不是鳳。所以,這樣的「職場價值」造成了許多女性的困 局,當面臨工作和小孩時,「職場價值」使她無法輕易地肯定並選擇母 職;選擇母職後,「職場價值」又使她無法真正信仰自我的選擇;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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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工作的遺憾漸漸也使她失去信心,包括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即使將 「母親您真偉大」再唱頌更多年,仍無法改善這種情況。並且,所謂對母 職的肯定,絕對不僅僅是歌頌犧牲奉獻的慈母光輝式的歌功頌德。真正 的肯定應是像人們對其他職業般,用「專業」「行行出狀元」的眼光來投 注敬重,同樣也像累積其他專業知識一樣,可以研究發展,也可以累積 理論;母親作為「母職從業員」,同樣應獲得政府對此「行業」的保障。 如果必須用金錢衡量,那麼就算出它占多少國民生產毛額。如果女性從 事的母職可以得到專業般的尊敬與肯定,那麼它絕不會是造成母親不快 樂和喪失自信的原因。

雖然我在上面的闡述中,試圖將母職與其他專業類比以說明母職的 不被看重,但這樣畢竟仍然未脫離以職場做為價值判斷的思考模式。但 為就近解決母親們被「職場價值」壓迫的困擾,應可以如此作為近程的訴 求。當然,我所期盼的,是人們能在「職場價值」之外,也能真正尊重價 值的另類化與多元化,建立「母職價值」。這種盼望當然和現實有一大段 差距,所以我才要在這裡用很多曲折的論述來說出它的可能性。

在我的報導人朋友裡,青卉選擇了辭掉工作在家帶小孩。她的薪資 雖只比丈夫略低,但她仍是比較自己的薪水和請保母的費用,覺得若請 保母,自己的工作收入就好像只剩下一萬左右,倒不如在家享受天倫之 樂。不過辭職到現在,自己還是不斷反覆思量這樣的選擇對否?是不是 應該再出去工作呢?那天在她家裡,我也觀察到了她的自信不如以前當 職業婦女的時候。她的母親看見她在拖地,問說這個工作不是一向由女 婿做的嗎?青卉答:「對啊!可是現在我沒在工作了啊。」,她母親心疼 說:「帶一個小孩忙過伺候三個大人,帶孩子更是耗費心力,不會比較輕 鬆啊!」,但青卉仍然覺得自己沒有收入,似乎不該像以前一樣要求丈夫 做家事。另一個朋友晶晶的選擇則是請保母,自己繼續工作。畢竟她是 高科技專才,擁有高收入,並且比先生略高,約是保母費的三到四倍。 雖然她因為是母親,所以很「自然」地承擔了較多的育兒工作,不過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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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方面,至少我沒看出有什麼變化。 所以,現代的女性成為母親後,除了必須承擔社會期望下較多的或

全部的育兒工作,她也最好必須保有經濟來源以自重,畢竟「當媽媽」這 件事並不被當作「可以賺錢」的「專業」看重。我想,這樣的「職場價值」 的確是造成許多母親困擾的原因。

第三節 自我肯定

如果母親們的處境,都只有像前兩節的描述般,或者更糟,那麼, 女人當母親還真是沒有出路。就因為有許多母親們正在這樣的境地中徘 徊,更突顯出能夠享受母職的母親,是多麼的難得,她們的經驗,也更 值得我們細察。遠嫁在美國的韻揚是我要舉出的第一個例子。

韻揚自小在音樂方面就才華過人,父母一直刻意栽培,大學時以音 樂系第一名畢業,師長亦極看好她的音樂前途,鼓勵她一定要發揮這項 長才。之後赴美攻讀鋼琴演奏碩士,在學中認識了現在的美籍先生,她 決定碩士畢業後就結婚,然後過幾年等自己準備夠了,就開始生養小 孩。婚後她也沒有找任何職場的工作,除了有時教教鋼琴。結婚到現在 超過十年了,兩個小孩也已二歲及五歲,她的父親仍然無法釋懷,韻揚 為什麼不做演奏家而寧願走入家庭呢?其實這也是我的疑問,放棄了眾 人看好的前途,現在的生活令她滿意嗎?後悔嗎?欽羨有成就的女音樂 家嗎?韻揚以篤定的表情微笑地告訴我:

結婚後的生活讓我覺得以前求學階段的生活都白費了。 相對於現在的豐富,以前顯得有些單調。我唸完碩士後 就決定不繼續念博士。我可以想像如果我那樣走的話, 我會花大部分的時間練習準備演奏,那對我來講太單調 了,不是我要的生活。以前的師長對我很看重,一直鼓 勵我繼續深造,那是因為他們看到我能力很強,但我覺 得他們沒有看到我個性的因素,我喜歡豐富而多樣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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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這個說法當時很令我動容。不過,在我們談話的時候,她的兩個小 孩一直在哭鬧著,說實在的,相較於雪芬的小孩,韻揚這兩個對我來說 還真是有點煩。我不是很有耐性的人,只能和小孩玩卻不會哄小孩,韻 揚的孩子卻從我和她們見面起,就一路哭鬧,韻揚給她們什麼都不要, 抱她們也止不住哭,搞得韻揚根本沒辦法和我吃完一頓飯,就又得帶她 們回家。於是我問她,小孩的吵鬧會不會影響她的感覺?像很多其他全 職母親有的「困頓感」?她說:

我不會有那樣的感覺,因為我不是沒有準備或沒準備好 就當母親。所謂的準備是包括有足夠的耐心和願意,結 婚以來我就一直認為我是要當媽媽的。可能我自己的媽 媽一直給我們充滿愛的環境,小孩在這樣的環境下成 長,將來才具備能力去愛別人,包括她的小孩」。她還 說:「我覺得小孩子是上天給的 blessing。妳會因為對 他們的愛,願意以最大的付出去配合、照顧他們的成 長,在他們最需要的這幾年,好好陪伴養育他們。要繼 續讀博士以後還可以讀啊,要聽音樂會以後也可以再 聽。

   韻揚的小兒子才剛兩歲,她就已經想再生了。

同樣是當母親,感受怎會有這樣大的差別呢?我試圖釐清韻揚和前 面幾個報導人不同之處。首先,韻揚自小就被賦予很高的期望,她的父 母培育她的態度是希望她能發展自我、獨當一面,這點和多數女性(年齡 差不多者)不同(「女兒總要嫁人的」心態支配許多父母,使她們不知覺 中降低對女兒的期望,造成一種現代版的「罔市」心理),倒是比較像男 孩被培育的過程。再加上韻揚求學過程的高成就,因此養成她自信、自 決、獨立自主的個性,也因此當她做出「捨音樂就家庭」的決定當時與之 後,她都能自信滿滿,侃侃而談。她決定了她的生涯規劃,她決定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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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當母親,她決定了何時生小孩。她盡情地迎接與享受母職,肯定自 我及自己正從事的「工作」,而困擾著許多母親的「職場價值」,對她來 說根本不是問題。在韻揚眼中,相較於固定工作的單調與呆板,婚姻與 母職生活是「豐富而多樣的」,她可以陪著孩子一起成長,也可以做很多 她想做而沒做過的事,包括在這期間她還去大學選了電腦的課,修習微 積分,修完後課程部門主管還請她去擔任助理的工作。我想,像她這樣 充滿活力、充滿能力、充滿可能性,能安排自我、肯定自我又安步自信 的人才,當然是極容易獲得欣賞的。

韻揚在母職裡獲得的自我肯定和她以音樂人才的被肯定是不同的。 做為音樂人的成就感是來自外在的肯定,來自這個既定的行業規範裡, 一個符合標準的優秀從業員應獲得的獎賞與鼓勵,而那些路途與步驟, 價值與判斷,畢竟有前者可尋。其實每一個行業皆是如此,這也是社會 上的「職場價值」得以輕易操作的原因。然而來自母職的喜悅與滿足是截 然不同的,沒有既定方法與規範,也沒有必然得到獎賞的法則,但偶然 出現的那種難以言喻的成就與心動,以及永不停息的內在成長,像池中 蓮不經意地處處綻放,更足以澆灌心靈,令人滿足自在。從這個觀點 看,無法享受母職的母親是多麼可惜與可憐,而那些阻礙她們的因素又 是多麼可鄙與可惡。韻揚在她獨自的發展(繼續深造成一個演奏家)和與 小孩一同成長之間,暫時選擇了後者,這種「退讓」,卻帶來她更大更深 的成就與滿足,也讓她成為職場上另外一個受歡迎的人物,她的確是將 「退讓」變成「蛻讓」了。我認為韻揚的例子,建立了「母職價值」的表 現典範。

這裡所謂的「母職價值」,是相對於「職場價值」所產生的觀念。 在母親就業與否的抉擇中,所謂「職場價值」泛指「出外就業比較好」, 而「母職價值」在這邊則是「當母親和小孩相處比較好」。當然這裡所謂 的「好」,是各個層面的,例如更深的成就感與滿足感,自我的成長,甚 至其他更寬廣的發展等等。在我下面的分析與應用中,它將會一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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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在這裡必須釐清一點,「母職價值」的自我肯定,絕不等於女人認 定「自己專心育養小孩也算一種社會貢獻」。後者是一種被傳頌灌輸的觀 念,它像是掌握權力者丟來的一塊塞嘴的糖,避免母親們大吐苦水,如 此女性才能甘於母親的角色,即使不滿也不好發作。為政者或當權者多 年來從未止歇對母親的歌頌,但那些歌頌對於女性只是口惠,也是催 眠。因為他們若認真以為母親真的那麼偉大,那為什麼國家或政府到現 在仍吝於給予母職從業者(幾乎全是女人)足夠的立法保障?足夠的「事 業補助」?足夠的司法支持?茱麗當了十五年的母親,現在面臨離婚,她 卻很可能一無所有。這些都說明了一方面對母親歌功頌德,另一方面卻 不給她保障的虛偽。因此,母親們所要的自我肯定,絕對不是這樣的。 當母親的女人,必須能從這種虛偽的「自我肯定」麻醉劑當中警醒過來, 認真面對自己在母職中的真實感覺,不管是厭惡的、噁心的、無助的、 惶恐的;或是喜悅的、美滿的、豐富的,試圖解決或發掘,之後建立的 「自我肯定」才能帶來母職的自信,呈現「母職價值」下的豐滿。

像韻揚這樣的母親而能表現「母職價值」,其實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許多全職母親若沒有與外界保持固定接觸,生活的重複與單調,難免使 她們漸漸感到孤立而擔憂懷疑起來,造成不快樂的母親。在這種情境下 的母親們,有的以各種方式尋求改善與轉機,例如和家人朋友等做些不 定期的聯絡聚會,有些則自己學些什麼來打發。畢竟不是每個女人都可 以像韻揚一樣獨立且發光。不過,在眾多改善處境的方式中,我發現, 女性主義者們所提倡的「姊妹情誼」是很有效的一種11。

第四節 姊妹情誼

我在這邊要談的「姊妹情誼」(sisterhood),是指媽媽們組成團體, 在有組織有固定聚會下,彼此培養出來互相支持、互相影響,並進而改

11 Betty Friedan 在 1966 年成立”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之後以「喚醒意識」的 女性聚會在七0年代便發展起來了。有時候這類聚會稱為女性主義「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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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母職情緒及情狀的一種感情,也就是藉由姊妹情誼(sisterhood)來輔助 母職(motherhood)。在台灣,團體社區媽媽讀書會或袋鼠媽媽讀書會, 是近十年來功效卓著的一群。以我參加的一個袋鼠媽媽讀書會為例,與 會的一些成員告訴我,參加讀書會的確讓她不再那麼覺得無聊和喘不過 氣來,有時候互相幫著看孩子,辦活動也增加了生活的空間。我也看到 了社區婦女網絡的建立。這些對困局中的母親,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的。只是目前這樣的團體雖看似多,但真正參與的比例卻仍很小,仍有 多數的婦女依循舊式的價值生活著。我嘗想,茱麗和雪芬如果有這樣的 機會與經驗,或許能改變她們什麼。另外,媽媽團體的形式可以有很多 種,不一定只能是讀書會,畢竟它的吸引力也有飽和的時候。我在下面 的論述中,會有美國的例子。我也希望在台灣能有更多型態的媽媽團體 出現,不斷產出「姊妹情誼」來滋養女性。

鴻蘋在走過一遭社區參與後,又回頭來實踐「家庭第一」,但社區 的經驗卻改變了她對家庭的感覺、對自己的信心以及對生活的安排。鴻 蘋也是大專畢業,但她成長的過程比較普遍,一樣受到許多社會價值對 女性的要求與灌輸,如「賢妻良母」、先生小孩優先、以家庭為重等。在 擔任社區委員會總幹事以前,她對家庭生活和對自己的感覺都比較負 面。例如對小孩要求較嚴格,沒有足夠的耐心和包容力,也沒有自信。 「以後你帶小孩就知道,那麼久沒和外面接觸,就會越來越沒信心,除 非說是去菜市場。如果和老公的同事接觸,或是和社區內其他高學歷或 是能言善道的女性接觸,就會覺得人家怎麼這麼能幹?」;「妳去的地方 只有菜市場或是百貨公司這種地方」她說。她還告訴我,「第一次去見我 們里長的時候,就好像看到神一樣」,說完卻是哈哈大笑。就因為如此, 她希望藉由社區參與,藉由別人的肯定來增加信心。有一段時間,鴻蘋 非常投入,以她自己的說法,是「社區第一,家庭第二」,甚至曾為了社 區事務而延緩了小孩看病的時間。現在則是退居第二線,只做些支援性 的事情,一方面是要將機會讓給別人,一方面也認為自己的本分仍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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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家庭,「現在是家庭第一,社區第二」。雖然鴻蘋仍有女人應以家庭為 重的心裡包袱,但社區工作的參與卻帶給她不少改變。例如,她的家裡 總不乏三五好友來聚,時常是「聊客滿盈」;對小孩子的要求是「比較放 得開」、「以前覺得很嚴重的事情現在就不覺得有什麼了」;個性上是「比 較會開心,把心打開」,也變得有自信起來:「以前很怕人家提到我的缺 點,現在不會了,反而常常消遣自己,覺得很開朗」,「現在就算看到童 勝男(新竹市長)、李登輝都覺得沒什麼」;問她覺得自己有什麼優點, 她毫不猶豫地說;「很有藝術天分啊!」。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多采多 姿,讀書會、學瑜珈、書法、刻印、繪畫,以及每週固定和好友外出聚 會。

像鴻蘋這樣受到姊妹情誼滋潤以改善母職處境的例子應該還有很 多,我也希望類似的情形不斷出現,雖然有些觀念上的「父權遺毒」尚未 除去,但處境的改善應是首要目標,也是女性主義更深入母職經驗的基 礎。

姊妹情誼及其形成的網絡如果更明確地組織化,甚至得到政府的認 可、支持與補助,那麼它回過頭來對母職的影響,會更具有全面性與深 入性。我想以明敏做例子說明。

明敏自己是教育學碩士,她的先生則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小孩生下 來後,明敏就辭掉工作專心和小孩相處。她的小孩才剛兩歲,但一年多 來她已經帶著他參加了無數個「在家學習」(homeschool)的聚會了。「在 家學習」是在美國由政府認可的替代性教育體系,替代一般學校集團式的 教法,而由家庭內的成員(通常是母親及父親)擔任教育的工作,學院成 員定期接受政府教育單位給予檢定,合格者則具有與同年級學童同等學 力的資格證明。明敏的小孩還不到學齡,但她一樣參與了「家庭學院」教 育體系的周邊組織「媽媽俱樂部」(MOMS Club),因此她稱自己是「媽媽 在家學習者」(mothering homeschooler),而小孩則是「小在家學習員」 (young homeschooler)。MOMS Club (Mothers Offer Mothers Support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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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共有一百五十多個分會,其精神標榜母親們互相 支援扶持,資源共享,目前已有許多「家庭學院」相關之書籍及研究可供 參考。明敏她們的分會約有成員一百二十幾人,她是極少數的東方面 孔,擔任分會副主席,策劃並執行了許多定期及不定期的活動。例如每 月聚會、公園遊玩日、團體小遊、媽媽自行夜(先生及小孩暫時迴避)、 陽光委員會(組小隊出任務幫忙需要幫助的母親,例如替即將分娩者煮 食、探訪及照顧)、募款活動、組織董事會議,還有許多許多每週的社區 交流活動及義工服務等。分會的成員已經不少,但仍然一直持續在增加 擴大中。

明敏參與的這些活動,她的小孩同樣也都參加了。這些活動(除了 媽媽自行夜)的設計都是同時考慮母親及小孩的共同參與。在這麼充實與 密集的親子互動之後,明敏以她的陳述方式表現了她獨特且令人感動的 母職觀點:她談論韋偉(她的小孩)的方式總是如此具象、生動、鉅細靡 遺,彷彿妳聽她的話語,腦中浮現的總是兩個身影。當她陳述她自己做 了什麼事時,韋偉總是在旁邊當助手,或者當主角,她們一起做家事, 一起當義工,一起閱讀,一起聆聽;當她講述自己,一定不忘韋偉的進 境12:

母職,把我從缺乏耐性轉變成最有耐性的人......我試著 記起上次妳來拜訪時的情景,但卻已經模糊了,我只記 得我們的交談,卻不記得你和韋偉的互動。後來我瞭解

12 此段原用語如下:”Mothering, transformed me from the impatient into the most patient...... I tried to remember last time you visited, but it was so vague, I only remembered our conversation but not your interaction with Wen. Then I realize that's because he was just a baby two years ago, doing not much, kind of just play along with us. Yet, he has been a boy himself, doing very much everything he wants to try (his parents let him, under their guidance), saying something new everyday, singing lots and lots of songs, doing his craft things (play dough, cutting with scissors, rubber stamping, drawing , painting, constructing with Brio Mec and trains, talking to people on the phone....) helping me with cooking and housework (slicing mushrooms, cracking eggs....vacuuming,....) reading, listening to tapes/CDs he choose (he can operate the stereo set). One thing he doesn't get much is TV. One thing he definitely gets is socializing with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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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是因為兩年前他只是個嬰兒,做的事情不多,似 乎只是和我們玩著。不過,他已經變成一個男孩了,做 所有他想嘗試的一切(他的父母允許,在她們的引導 下),每天說著一些新學到的事,唱好多好多歌,忙著 他的技藝(玩玩麵團,用剪刀剪東西,蓋橡皮圖章,描 描畫畫,玩著積木和火車,和人家講電話......),幫我 煮飯做家事(切洋菇,打雞蛋,吸地板),閱讀,聽他 選的音樂帶或雷射唱盤(他會操作音響),有一件事他 不太做的是看電視,另一件他絕對做的是和客人交往。

對比於許多母親作為指導者與掌權者,小孩作為學習與未被授權 的角色,明敏對待韋偉只像一個引導者、觀察者,韋偉像一個會自行發 展的主體,沒有人有權去「規範」他或限制他,而明敏則總是在旁邊靜靜 地看著,知道他的趣向,偶而伸出輔助的手。她並不以大人或小孩的二 分法來看待小孩,韋偉擁有和她一樣多的嘗試與選擇權,也和她一樣隨 時和社會交互作用著。這樣的對待方式已經不只是尊重了,更不可能視 其為責任或負擔。像這樣對待人的方式,以及被這樣的方式對待,其結 果都是極令人期待的。而這種人與人互動的方式,正是明敏操作母職的 方式,也是她的母職操作結果,看看她這樣描述她和韋偉的互動13:

我想好好瞭解他,幫助他通過各個階段,當他需要指導

    時引導他,分享他初次探知世界的喜悅

我嘗想,為什麼我在描述其他報導人時,總是用「她的小孩」如何 如何,而在描述明敏的例子時,就深切覺得必須給韋偉一個名字,才能 正確描繪明敏的話語給我的感覺?可能正是她的母職操作結果與談論方 式,都讓我覺得她們的生活裡,明敏不能成為單獨的「主詞/主體」,她 作為「主詞/主體」的存在是必須時時和韋偉這個「主詞/主體」共存的。

13 原用語是:”I want to know him well, help him through the stages, guide him when he need some advice, share his joy of discovering the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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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敏這樣的帶引方式,可以呈現出她個人具備了充分的自尊與 自信。也因此,所謂「職場價值」與「父權價值」,根本就無法滲透一點 到她的思考當中,造成她的困擾,反而她還很可以提出另類的觀點提供 我們思考。明敏的母親是職業婦女,因此當明敏決定生孩子時,就考慮 過並決定她將與孩子建立一個不同的關係和路徑(‘different relationship and path with my kids’),更靠近、更親密(Closer and intimate),而留在家 裡照顧韋偉是唯一的方法。因此,外出工作與否從不是她所考慮的,反 而,她藉由母職,激發表現了自己的潛能,母職帶出了她最好的部分, 母職是世上最具挑戰性、最令人著迷、最有報酬的「工作」,因為那工作 的內容,是在「探觸」(touching)人們的生命,是見證一個無助的小生命, 變成有能力的人的過程。下面她講的這段話,是我再也無法用別的語言 形容得更好了。那不是來自理論或女性主義的樂觀聲稱,而是一個親自 從事母職的女性,說出來對母職最終極的肯定14。